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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真实的上海 (下)
2004-10-25 09:01 来源:英国金融时报  作者:Peter Howarth
英国金融时报:10年后,任何人若想在全球舞台上有不同凡响的表现,都必须能流利地说这种难讲的语言。因为这条红色巨龙正腾空而起,而且很快将要咆哮。
上接:寻找真实的上海 (上)

shanghai中国时尚设计师哪儿去了?

我与《Men’s Folio》和《Wow》杂志的新加坡出版商Eddy Koh会晤,并问他中国时尚设计师都去哪儿了。他解释说,虽然你可以在戛纳电影节等西方大型活动中看见,章子怡(《卧虎藏龙》)等女演员身着传统的紧身无袖丝绸旗袍,但这样做只是一种声明。“在这儿她是不会穿的:中国人不会穿民族服装去参加聚会,他们会穿迪奥(Dior)。”

据Koh先生说,中国设计师处在22条军规(Catch 22)那样的境地:为了在国外造成影响,他们需要一个鲜明的民族形象,就像上世纪80年代的日本设计师一样,但在国内这没人会接受。“相反,如果他们想在国内取得成功,就得展现出当代西方的形象。这就好像是,他们必须出国、出名,然后以比如纽约设计师的身份回来——上海滩就是这样。”

上周举办壮观时装展的“上海滩”品牌由气派十足的香港商人邓永锵(David Tang)于1994年创立,接着于1998年将多数股份出售给奢侈品巨头Richemont。Richemont这家瑞士集团拥有Cartier和登喜路(Dunhill),就是该集团表示,要将上海滩打造成第一个全球性中国奢侈品品牌。“过去50年里,中国已丧失了自己的文化传统,”Koh先生解释说,“中国共产党掌权后,中国文化已没有什么值得炫耀的了。如果有什么的话,年轻的中国设计师有必要花些时间重新学习已经丢失的东西。”

我们在雍福会(Yong Foo Elite club)用午餐,此处以前是英国领事馆,再之前是苏联、德国和越南的领事馆。装饰包括一张明式卧床、蓝色丝绸印花墙纸、装饰艺术的吊灯、山羊皮贴面家具和一些大银盘。如果我不是错得离谱的话,花园里甚至像有一张鸦片床,在一棵白玉兰古树下。它正是我想象中会在上海找到的东西——一种殖民地的异国情调,神秘、浪漫而又奢华。我想象,从前的英国领事住在这里,带着一种优雅的慵懒,在下午3点从床上(明式床或是鸦片床)起身,喝当天第一杯饮料,再给白厅发几份电报,然后穿上衣服吃晚饭,接着去拜访马尔罗的黑猫夜总会。

Koh笑了。“在共产党的统治下,一切都是平等的,所以我们失去了奢侈的念头。正在营造新上海的,不是这里的中国人,而是那些当年离开大陆去台湾和香港,现在又回来的人。所有顶级餐厅和新场所都是这些人开的。”雍福会也不例外。结果就是,虽然我们确实在一个原是英国领事馆的地方用餐,但据大家说,在它为英国女皇陛下的政府效力时,它完全不是现在这个模样,而是破败失修、无人过问。现在的华丽景象是一位中国商人的杰作,他在三年前买下这块地方,从上海各地精心搜罗了各种古董。餐具是上世纪70年代的古奇,装饰艺术的丝绸墙纸实际上是来自巴黎的新品。除了中国的主厨丁永强,雍福会还雇佣了Michelin厨师伊万•科莱(Yvan Collet),他是中国所没有的Michelin两星厨师。

我在上海呆的时间越长,就更能理解Koh的意思。我们想象中的、从书本和电影中积累的中国文化的概念,是一种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消失的事物。上海真是个假货之城。这里甚至有个假货跳蚤市场,这幢建筑造得像古老的中国宝塔。在这里,你自然可以买到假冒的设计师品牌手表和路易威登皮包。廉价出售的还有中国艺术赝品——年代久远的玉雕像、花瓶,甚至还有伪造的共产主义时期的小摆设。

中国品牌哪去了?

我和生活在新加坡的澳大利亚记者理查德(Richard)一起去用晚餐,同行的还有他的朋友克里斯蒂娜(Christina),她是一位从事广告业的香港人。我们乘出租车到新天地,这个地方以前是法租界的两个街区,最初在上世纪20年代开发。新天地归香港的一个开发商拥有,由总部在纽约的建筑师事务所Wood Zapata重新设想构建。这家事务所保留了那些老式建筑,但把这些建筑变成了商店、酒吧和餐馆。这里甚至有家星巴克(Starbucks)。我们吃饭的那家餐厅,如果放在曼哈顿也不会显得落伍,那里全是闪闪发光的水晶制品和黑色漆木制品。我在那里点中国菜,但他们表示抱歉,说他们实际上不做中国菜——这里更多的是各种菜系的融合。

我询问koh有关中国设计师的理论是否正确。“没错,完全正确,”理查德说,“但这里之所以没有中国男装设计师,还有其他一些原因,其中一个是,他们无法与裁缝竞争。我在裁缝那里定制一套西装花了700至800新元,大致相当于250英镑。另外衬衫花了70新元,大约25英镑——你怎么能与这样的价格竞争?在劳动力非常便宜的时候,是很难与其竞争了。”

“但是,人们会买西方的牌子,”克里斯蒂娜说道,“在香港,我再也不会在周六上街购物了,因为商店里全是从大陆去旅游的人。他们把钱攒起来,然后特意每年进行两三次旅行,把钱花在路易威登和古奇等东西上面。”当你认识到,中国消费者正在购买的西方服装,实际上越来越多是由中国制造的,这就显得更有讽刺意味。

他们为何购买西方品牌而非中国品牌?“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品牌,”理查德说,“它们并不真正理解品牌的概念。中国是一个商人民族——他们着眼于短期。他们不愿投入建立一个品牌所需的金钱、时间和力气。他们想要快速回报,因此他们的前景在本地。”

然后他给我出了个难题,让我说出一个除了上海滩和东方文华大酒店集团(The Mandarin Oriental)之外的中国品牌。很遗憾,我说不出来。我所能想到的所有亚洲品牌都是新加坡(航空公司)、日本(汽车制造商),或韩国(电气产品公司)的。事实上,最后我发现,就连东方文华也属于怡和集团(Jardine Matheson),那是一家源自苏格兰的公司,19世纪30年代才开始在亚洲开展贸易。

便宜与奢华

第二天,我去拜访一位传统的上海裁缝,这位裁缝专门制作那些中国影星不会在家穿的旗袍。一件这样的绸缎服装价格在1000到4000元人民币(合70至270英镑),这只是一件Dolce Gabbana或范思哲(Versace)品牌服装价格的零头。在中国,名牌时装品牌的价格和它们在西方的价格一样:一件圣罗兰(YSL)长袖白色V领女装在伦敦售价1850英镑,在中国售价为2.545万港元,按汇率直接折算。类似的,一件黑色Paul Smith London男装在英国的售价约600英镑,在上海的售价是等值的9000元人民币左右。

晚上我出席了芬兰移动电话公司诺基亚举行的晚会。诺基亚选择在上海进行一个新手机系列的全球发布活动。活动地点的名字很平淡,叫上海展览中心,但这幢苏联风格的建筑富丽堂皇得惊人,于上世纪50年代末为纪念共产主义革命而建。

当晚活动现场全是中国交际场上的女子,没错,衣服全是西式的,放眼望去没有一件旗袍。混杂在人群中的中国模特似乎从基因上就是西化的,或者是吃牛排和维他命长大的。这些模特远不是我期望的那种娇小的美女,她们都有6英尺高,或者更高。后来我得知,在北方有个村庄出来的全是高高大大的女子,你在T形台上看到的多数中国女子都是从那里来的。

新手机确实很漂亮:都显示了装饰艺术,黑白色、外观光亮,有着铬黄色几何图形,闪烁着红光。有一款看上去像女士用的唇膏盒,有一个显示屏,手机不用时可折叠成一面镜子。上世纪20年代盛气逼人的未来主义雕像把这些电话当首饰佩戴,而仪态如雕塑般优雅的真人美女摆着各种姿势,手机在她们的西式晚礼服上(无疑是迪奥或古奇的)闪闪发光。一位诺基亚设计师解释说,他们之所以选择在上海开发布会,原因是上海纸醉金迷的过去与新型手机的装饰艺术外观互相映衬,还因为这个地方新旧共存如此显著。

第二天,在去机场的路上,我们的车在成千上万骑自行车的人中穿行。我想起了澳大利亚记者理查德所说的,劳动力的便宜。中国的首次世界扩张正由第三世界的方式来推动——原始、廉价的人力。他们能比今天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更快地建设,更便宜地制造,更出色地消费。我不知道这一切将把他们带往何方,但新与旧、贫穷与富有、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分化确实非常引人注目。

我们来到了一个环形路口。

一边是马赛拉蒂(Maserati)的展厅,另一边是法拉利(Ferrari)的展厅。自行车大军没有多看一眼就蜂拥而过。或许到明年,他们将开上氢动力汽车?或许我们都会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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