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在公共生涯中获得成功，必备的技巧是什么？其中之一是如何表达羞愧，而这似乎已变得越发重要了。上周初，花旗集团(Citigroup)首席执行官查尔斯•普林斯(Charles Prince)成为最近一位正式公开道歉的商界领袖。在此之前，银行业监管机构日本金融厅(FSA)对花旗银行日本业务内部管控不力进行了调查。普林斯先生和花旗银行日本子公司首席执行官道格拉斯•彼得森(Douglas Peterson)充满悔意地低头谢罪的照片见诸各大媒体。当然，必须做公开道歉的不仅限于商界领导人，还包括足球教练和奥林匹克运动员等。但他们只需弥补自己的过失，首席执行官的情况则十分不同。他们个人对公司任何一部分的过失都要负责，而这看起来真有些自相矛盾。
现代管理的理论要求公司将权力下放，形成扁平型的组织机构。结果，由于大多数全球企业规模庞大，首席执行官不可能了解每位员工一直在做什么、也不可能知道他们的行为是否符合法律和道德的标准。
然而，一旦出了事，首席执行官必须承担后果。公司做出赔偿或补偿还不够。社会要求公司负责人必须在公开场合蒙羞，从而让公众看到正义得到了维护。
能够接受的公开表达羞愧的方式因地而异。在这方面，首席执行官们必须了解文化上的细微差别。
有时候，道德哲学家会指出“负罪文化”(guilt culture)和“怪罪文化”(blame culture)之分。在“负罪文化”中，做错事的人被视为犯了罪，并通过法庭等机构接受社会的惩罚。在“怪罪文化”中，他们意识到自己的过失，然后进行自我惩罚。圣安德鲁斯大学的约翰•斯考罗布斯克教授(John Skorupski)说，真正的羞耻感是要犯错的人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在自己和别人的目光中蒙受耻辱。
“负罪文化”和“怪罪文化”都企图使犯错的人产生羞耻感，但两者的做法截然不同。在日本的“怪罪文化”中，像普林斯先生这样的公开道歉被看作是表达羞愧的必要方式。特别重要的是鞠躬，它不仅表示承认错误，对过去的错误行为表达悔悟，同时也是对权威意志的服从。在“负罪文化”盛行的美国，更多的则是以其它方式让当事人感到羞愧，而非公开道歉。当安然(Enron)前首席执行官肯尼思•莱(Kenneth Lay)被带上法庭时，他被要求带着手拷在众目睽睽之下走完通往法院的最后几百米。所有人都能亲眼目睹他是如何被剥夺了权力，变成名副其实的无权无势。
有时候，在美国也有要求公开道歉的，但并不总能做到。例如，在玛莎•斯图尔特(Martha Stewart)被判妨碍司法公正后，她为自己的行为可能对她的雇员造成伤害向他们表示道歉，而不是因行为本身而道歉。
在“负罪文化”中，道歉这个问题有一部分是因为没有真正满足文化的需要。在“怪罪文化”中，犯错者通过承认错误，向受其伤害的人寻求原谅。这与“负罪文化”迥然不同。“负罪文化”的目的是进行应有的惩罚。在玛莎•斯图尔特审判结束后，《华盛顿邮报》上的一篇文章对公开道歉的价值提出了质疑：“真的有人认为宽恕是案件的终结？”
英国的“负罪文化”历史悠久。在18世纪20年代，“南海泡沫”(South Sea Bubble)破灭后，南海公司的董事们受到许多小报作家公开的口诛笔伐。公众用尽“吃腐肉的狗”和“男盗女娼”等各种生动形象的绰号来谴责他们。相比之下，最近对公司丑闻的检控似乎显得有点单调。
但是，“怪罪文化”也很强盛，而且现在强制要求公开承认错误、接受羞辱的趋势越来越明显。2001年，在英国波特斯巴和哈特菲尔德发生了致命的铁路事故后，铁路运营公司Railtrack的董事长约翰•罗宾逊(John Robinson)公开道歉，并承诺纠正错误。从受害者家人的访谈中可以看到，他们十分重视这种公开道歉的姿态，并且声称，与惩罚公司相比，他们更愿意看到公司承认错误，弥补过失。至少对他们中的一些人来说，宽恕的确是整个事件的终结。
对于现代首席执行官来说，懂得如何表达羞愧和悔悟已成为一种难能可贵的技能。无论从哪个角度看，普林斯先生在日本的公开道歉都是成功的，并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公司的名誉。随着首席执行官们需要继续对公司的错误行为公开负责，我们有望在今后看到更多这类公开道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