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33岁的胡润毕业于英国杜伦大学中文系，曾到中国人民大学进修一年。1996年，他重返中国，进入上海安达信会计师事务所当了一名会计师，1999年，他开始编制“中国百富榜”。胡润说，之所以重返中国，是因为对东方文明的热爱，之所以编制“百富榜”，则是出于对中国民营经济的兴趣，是想寻找一种最有效的表达方式，把中国发生的巨变告诉西方人。但“没有想到排行榜会引起这么大的震动。如果中国没有改革开放，没有‘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就没有这些富人，我也不可能有机会创制《中国大陆百富榜》。”
胡润把自己的“风生水起”归功于时代，归功于中国的改革开放。当时的中国，经过邓小平南巡讲话的推动，中国民营经济取得飞速发展，民间逐富、比富、崇富的热情空前高涨，国内上下为加入世贸组织而摩拳擦掌，雄心勃勃，希望早日融入到全球经济的舞台。正是这一时代的大潮把胡润推上了潮头。但问题是，被推上潮头的胡润拿出的却是一份并无多少公信力和可信度的“百富榜”，一份被骂为“胡乱制造”的“谎言榜”——这样的谎言为什么会盛行一时，而且历6年而不衰呢？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易宪容说：“在发达的市场体制下，不仅个人的财富能展示在一定的阳光下，如通过个人纳税就可以知道个人年收入，通过市场可以知道个人的金融资产等。但在社会转型期中的中国，情况很是不同。一则个人的财富不可能完全用金融资产来衡量，二是个人除金融资产之外许多资产还无法估计。既然连个人有多少资产都无法确定，又如何能评出中国真正的富人呢？”“中国到底有多少隐身富豪、有多少隐形财富，远远不是胡润所能想象和了解的——即使在中国这张巨大的财富网中浸淫了一辈子的国内老财经记者都不可能完全弄清楚其中的猫腻，何况一个初来乍到的英国人？”易宪容指出的是胡润“百富榜”不足以信的根本原因——一个并不透明的财富环境、社会机制和社会文化心理，给了胡润撒谎的基础。
同样，也正是因为财富的不透明和国人长期形成的“藏富”心理，使得胡润的谎言得以盛行。哲人有云：当真相被捂得越是严实，谎言就越会盛行，反之亦然。去年“非典”，谣言四起，风声鹤唳，而后来政府推行“信息公开”，那些乌七八糟的谣言反而不攻自散。财富也是同理。因为无法弄清富人到底有多富，大众只能听凭胡润信口开河，“宁愿信其有，不愿信其无”。与此同时，越是信息不公开、不对称，公众的窥视欲越高；越是无法弄清富人有多富，公众越想知道胡润到底怎么给他们“排排座”。哪怕明知胡润一派胡言，他们也愿意拿来做饭后的谈资——就像那些充斥街头巷尾的八卦新闻。再加上越来越市场化的大众媒体也需要一个富豪榜来刺激受众的感官，胡润的出现正应了他们的需求。于是，经媒体一番煽风点火，推波逐澜，胡润谎言被包装成光彩炫目的泡沫，越吹越大，越大越要吹。
当然，胡润谎言的盛行还得益于他一开始傍上的就是《福布斯》，一个有着全球影响力的权威杂志。在“外来和尚好念经”的中国，一张“洋娃娃”面孔的胡润高举《福布斯》旗帜，把刚刚明白什么叫市场化的国人唬得一愣一愣的，不但接受了他的“百富榜”，而且还当真了。直到2003年，胡润和《福布斯》翻脸不认人，人们才发现原来被胡润骗了一把——这个一再号称“为中国富人数钱”的“福布斯人”其实只是个赚《福布斯》稿费的“个体户”。胡润那一套无非是手工作坊式的小本经营，几个人借着东家的名声在中国各大民营企业中混了个脸熟，捣弄出了“百富榜”。
但此时的胡润，不但有了明星似的知名度，而且已练就了一套对中国人情世故的拿捏掌控之术。按理，在国外，员工被公司炒了鱿鱼，离开公司他将什么也不是，即使原来关系非常好的客户也会翻脸不认人，因为所有的客户认准的是公司，而不是你个人。这是国外商业社会的铁规则。但在中国，却恰恰相反，人们更看重的往往是个人，而不是公司。这种中外商业规则的“悖论”让胡润不但没因为谎言被识破而马失前蹄，反而从此自立门户，干脆把在老东家时的积累全部拿来“为己所用”。其实，当初在和《福布斯》合作时，胡润早就留了一手——极力推销个人品牌，而很少宣传《福布斯》。因为已把汉语说得溜熟的胡润深知，《福布斯》终究是别人的，胡润身上的“注意力经济”才是自己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