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二零零三年四月十六日，就是美英联军驾驶着装甲车于九日在巴格达市中心的广场上唆使一小撮人推倒萨达姆像的后一星期，我独在御花园内徘徊，遇见总管太监，前来问我道，“陛下可曾为萨达姆写了一点什么没有？”我说“没有”。他就正告我，“陛下还是写一点罢；萨达姆垮台后就只有亲美派的文章。”

　　这是我知道的，凡我志同道合的暴君，大概是因为往往不得善终之故罢，行情近来就甚为寥落，然而在这样的形势艰难中，毅然树起了反美大旗的只有他。我也早觉得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了，这虽然于垮台者毫不相干， 但在苟延残喘者，却大抵只能如此而已。倘使我能够相信真有所谓“绝地反击”，那自然可以得到更大的安慰，——但是，现在，却只能如此而已。

　　可是我实在无话可说。我只觉得所住的并非人间。美国人的狂轰 烂炸，惊惧在我的噩梦，使我艰于呼吸视听，那里还能有什么言语？长歌当哭，是必须在痛定之后的。而此后几个所谓民主人士的阴险的论调，尤使我觉 得绝望。我已经出离愤怒了。我将深味这独裁者的最后的疯狂；以我的最大哀 痛显示于非人间，使它们快意于我的苦痛，就将这作为苟活者的菲薄的祭品，奉献于垮台者的灵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