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资对我国金融改革的前景看好。争夺以银行为载体的中国内地金融市场份额，首先是基于这样一种判断：中国经济将持续稳定增长，其所带动的金融服务需求也将明显放大。

　　其次，外资对于中国改革的大环境看好———中国市场经济越是稳定发展，改革综合环境指数越是上升，外界越会将分享中国市场机会的冲动付诸行动。

　　外国政治人物乐于为自己国家的公司游说，并且这种游说的公开程度高。不仅老布什参与了推荐，美国驻华大使雷德也就美国花旗集团拟收购广东发展银行事宜与中国银行监管机构进行了接触。

　　外资收购中资银行的股权，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美国通过外交途径帮助花旗集团、凯雷集团推进收购谈判，也是财经外交的表现形式之一。可以说，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已没有单纯的经济行为和政治行为，政治为经济利益服务是必然选择。

　　老布什公开声明，他没有“商业贿赂”之嫌，也从侧面反映了美国社会对政治人物的道德要求。当然，我们也不能说美国没有商业贿赂，没有不道德的利益交换，但起码，社会公众的价值取向是鲜明的。

　　政治人物并非不能为交易游说，而是要依法游说。

　　商业贿赂之所以危害巨大，首先是由于其黑箱作业，搞权钱交换；其次是危害公平竞争机制，加大竞争成本；其三是降低产品和服务质量，损害消费者切身利益；其四是破坏执政能力，导致公共管理失效。

　　正确的选择应是：政府管交易规则，设置多层次监管体系，市场参与者按照规则谈判和交易。政府官员为交易活动游说，必须公开，要放到公众监督之下。

　　只要法律确认，老布什未从这笔交易中获得任何财务上的好处，那么，他的游说行为不仅不会被非议，还可以视为爱国行为。如果老布什游说的对象只限于美国境内，也要遵循这样的规则。

　　我们从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必然要规范市场交易行为，也必然要规范政府官员的行为。关键的问题是由法律确定行为的边界，同时依法实行监督，包括舆论监督。

　　无论企业经营人员，还是公务员，都不可能离开市场经济，也不可能远离交易行为。因此，当一项交易需要游说时，交易者不敢争取游说者的帮助，是不可取的；同样，当一项交易需要握有公权的人说公道话时，这个人刻意躲避，也是不可取的。在我们建设公平和谐的市场经济文化的过程中，这个因素也需要认真地加以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