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三、政府财政收入水平的制约。建立一套完备的住房保障体系，离不开强大的政府财政支持，二战之后二十多年里，西方发达国家为住房保障投入了大量的财力。在进入七十年代后，石油危机使许多国家持续多年的经济高增长告一段落。在财政紧缩和赤字压力下，包括英国、美国、新加坡等国家纷纷开始鼓励公有住房私有化，住房保障覆盖面也有所减小。目前我国许多城市的财政承受力非常有限，而且财政支出的重点是经济建设，跟住房保障所需的服务型财政体系距离较大。因此，对于住房保障，虽然可以多渠道融资，但政府必须综合考虑财政收支平衡问题。

其四、社会和经济体制的制约。过去十几年，全国和上海的发展思路偏重于经济增长，一方面导致社会贫富差距拉大（基尼系数达0.47），另一方面教育、医疗、住房等公共产品提供的太少。虽然目前中央着力构建和谐社会，进行收入分配体制改革，但以前累积的历史欠债太多，短期内难以很好地解决。像上海这样的人口基数巨大的城市的住房保障包袱特别大。另外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由于中国城乡二元制、地方利益保护主义的长期存在，由于上海市户口准入的苛刻性，导致占上海就业人口40%左右的外来人口无法享受住房保障。从长远看，这将非常不利于城市发展和住房保障体系的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