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许多关注中国社会问题的人来说，“陈志武”正在成为一个越来越熟悉的名字。
2006年，他3次回国，并通过文章、论坛、接受访问等形式，发表他对国内问题的思考，无论从题目的广泛程度还是单纯的数量上，都远远多于往年。从 “什么妨碍了我们创业”到“中国科技新贵为什么少”，从“过时的‘地大物博’财富观”到“‘新重农主义’大可不必”，从“美国为什么比任何国家都更有钱” 到“中国经济为什么离不开新闻自由”，无所不谈。
陈教授的思考，不是对一时一事所贡献的权宜之策，而更多的是对国家制度建设的理性呼唤。从中国人勤劳却不富有，他看到了中国在制度建设上的落后；他认为“中国摸着石头过河，已经过了很远了，该考虑一下制度机制方面的改革了”；在一次访问中，在谈到中国由于制度建设的缺乏给中国人民带来的苦难时，他竟流下了眼泪。
而这样深切的关注，缘于他在2001年7月15日从上海到纽约的一次旅行。在此之前的15年，他已经从一个携70美元只身赴美留学的工程系穷学生，扶摇直上为美国著名学府的经济学教授，金融定价领域的世界级权威和多个经济学国际学术期刊的审稿人。他的研究成果曾获默顿·米勒研究奖、芝加哥期权交易所研究奖等多项重大奖励，他被评为世界排名第202名的经济学家，辉煌的学术前程正在他的脚下。
但飞机上的那本《财经》杂志某种程度结束了这种单纯的学术研究生活，他发现，15年他离开时的那个中国已成为历史，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同时经历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的转型。在世界历史上，同时发生这三个转型的国家不是太多，中国转型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及其遭遇的困难，为做学问的人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实验室和数据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