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春节是在沂蒙山老家过的。同宗的一个远房侄子做了村里的支部书记，侄子辈小但人却长我十岁。有一天，我到他家里拜年，自然而然地聊起了村里的收入情况，以及村子来年发展经济的谱气。
“有什么出路呢？还不都是去打工”。当问到收入的主要来源时，支书苦笑地说。
我出生的这个村子，是沂蒙山区少有的平原区，一条小河弯弯流过村庄，沿着小河自然分布许多村庄。人口800-1000人不等，算是人口密度较大的。农民平均有土地1.2亩，主要从事传统种植业。26年前笔者上大学时，这里刚有了电，铁路还没有，乡村公路自然是奢望。
如今村里虽然通了公路，但小河岸边天然植被没有了，沙子几乎被盗卖一空。村民们的房子也都翻盖一新，通了大街，铺了水泥路。如果从这表面现象看，似乎我们已经实现了新农村的目标。但是，仔细考察，却发现农民们看似“过上好日子”背后的辛酸。因为，春节过不完，几乎挨家挨户就要出去打工了，剩余的将是个村落的空架子。
为什么农民“倾巢而出”去打工？让我们来看看支书的两笔账就明白了。
先来看村里的账。实行土地联产承包后，村集体几乎成了空架子。即使文革经济不正常期间，上级还会有一些水利、道路、农田改造、医疗等基本建设费用，集体还有一些机械、牲畜、土地、林场等公共财产。那时的教育、医疗成本都非常低，教师的口粮、五保户、军烈属等开支都是集体考虑的。而今，这一些来源都没有了，一切花销农民都得分摊。
村里有三个干部“吃工资”：一个支书，一个村主任，一个会计，大家“工资”都一样：每年900元；五保户、军烈属也需要村里掏钱(村里小学办不起了，孩子们都到镇里上小学，无疑增加了农民的负担)。要是上面来人，吃饭就是个问题。但光花这些钱是少的，更关键是村里大宗公共设施投入。修通村里公路花了20多万元，因为村里没有钱，农民集资又集不上来(上级禁止任何形式的集资)，这样村委会就不得不使用农民的高利贷(12%利息！)。
村子的主要收入是50多亩集体地，出租给农民种，平均300元/亩，收入1.5万元。但是，由于严重入不敷支，村庄连年来已累计欠款30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