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亚透露，她舞蹈很好，而且唱歌也很好，所以一直想去KTV发展，“那样说出去会好听一些”。“是哦，做小姐有惯性的哦，做小姐时间长了就不想做别的了……”，记者问她，如果年底退出不做后，经济来源再次遇到尴尬时，是否会重新选择做小姐，她说，“应该不会了吧，不会了，不做就永远也不做了。”
记者最后的两个问题令亚亚几次陷入长久的沉思和沉默。大约，这正是她最为焦虑的事情：第一，是否有过再婚的想法，如果再婚，是否害怕今后的老公知道自己目前的经历。第二，是否害怕将来的孩子知道自己现在从事的职业，怎样去避免这样的事情发生。
关于性交易中的性高潮以及性技巧，亚亚谈了不少，但因文章篇幅所限以及其内容的敏感性，此处略去。
“你是一个有善心的人”，临别前，亚亚似乎依依不舍，并为记者做上述评价，大略是因为：第一，记者没有与她发生任何接触，只是聊天，“没有为难她”。第二，钱，一分没有少她的。
制度缺失
灰色的小姐以及灰色的性产业已经得到社会各界的严正关注，多位相关学者先后提出小姐队伍规范化甚至娼妓合法化的动议。他们认为，只有将娼妓非罪化、合法化提高到国家立法的高度，小姐问题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2007年3月14日，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五楼。该院皮肤病、性病科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张建中在接受《财经文摘》记者专访时表示，娼妓合法化，就从事性病治疗与研究的学者看来，不是不可以考虑的，因为合法化之后，妓女的管理就不再成为问题，而非法的、地下的性服务是无法集中有效管理的。“与其让它地下，反倒不如让它浮出水面，这样便于政府管理、便于疾病预防、便于政策的贯彻实施，而在这方面，欧洲很多国家的成功经验中国也完全可以借鉴”，他进一步说，“推进娼妓合法化，具备积极意义。如果能够集中管理，可以有效杜绝性病、爱滋病的蔓延，通过体检与检验可以把患病的女性提前甄别出来，如果提前诊察出某位从业者已经感染爱滋病，告之不能从事该行业，并给予相应治疗，总会比不知情要好得多。前一段时间，韩国有一个小姐，她知道自己得了爱滋病，与2000多个男子发生性关系，有意报复社会。所以说，不实施娼妓合法化，这样的事情在中国也一定会发生或已经发生了，这是很恐怖的。”
尽管如此，张建中仍旧认为，在中国提倡“娼妓合法化”虽然出发点是好的，是善意的，但推行起来将非常困难。从政府到民众，人们很大程度上对小姐问题存在偏见，他们会提出相反的逻辑，他们会认为我们要一个“干净的社会”，而娼妓合法化很明显是冲击人们的道德底线，认为“社会不干净了”。
“能在人大会上提出这样的提案，已经说明中国在进步了”，张建中认为，十年之内，中国的性产业在政府决策上不会有大的变化，“首先政府很难定夺，我也很理解政府在这个行业上的举棋不定。究竟是往前走让它合法化呢，还是往后退取缔它呢？往前走障碍会非常大，而退后会更加困难，最可能的结果是维持现状，保持现在半明半暗的灰色状态。往前往后都不现实。我认为取缔很难，因为那是走老路，是历史的倒退，而合法化是可以讨论的话题，那是前进的眼光，当然，往前走也是需要过程的，我估计10年之内不会有大的动作”。
在人民医院皮肤病、性病科候诊区，《财经文摘》记者与一名刘姓（全名不详）患者有过交流。在谈及小姐以及娼妓合法化问题时，他更是提出了与众多专家近乎一致的看法。他认为，性产业已经成为拉动国内经济增长的又一有力引擎，而在中国社会财富再分配过程中，小姐队伍扮演了重要角色。针对中国性产业现状，他提出了如下几个观点：第一，政府有责任。政府可以组织小姐定期体检，她们不承认小姐身份也无所谓，我们完全可以做到不公开。“我不问你是否提供性服务，也不说你就是小姐，但要求你必须有健康证。小姐无论在什么场所服务，一个月或更短的时间内要到正规的健康中心、医院进行体检，我觉得这是做得到的，不一定要她承认小姐身份”。第二，卫生机关应担负相关社会责任，定期的卫生指导不可或缺，但避免与媒体过多交流。第三，普通民众应看淡小姐问题，应把小姐看做普通人，把小姐问题看做是必然存在的社会现象，这才是起码的正常心态。
与各方热议截然不同的是，政府尤其是公安机关对娼妓问题讳莫如深。2007年3月15日，记者先后到朝阳区三里屯派出所、朝阳区公安局采访。前者的采访本来很顺利，但话题一谈到娼妓合法化，其所长立刻颜色大变，表示不可以谈，并请记者到分局。到朝阳分局后，记者通过保安、前台、助理等多人确认，得知，局长肖兴国未在，但至少还有两名副局长在楼上，但当记者与某局长秘书面谈并将采访提纲交到其手中后，秘书匆匆上楼，再也没有回来。该秘书晚上九点给记者打电话过来，并做出如下回复：第一，娼妓合法化这个问题目前还没有定论，我们认定这是胡说八道，是假的。第二，我们局长目前不在，而即使在，这个问题也回答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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