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北京、广州等特大城市的房价上涨，应当说基本符合“市场供需论”。不过，我们应理性看待“数据迷雾”制造的“平均假象”。用一个均值来衡量城市某个阶段的房价上涨或下降，未必科学合理。比如，广州市近日发布消息称，广州市3月份新楼均价比2月份下降了近700元。但专家表示，低价位楼盘交易量增加，是3月广州楼价均价下降的主要原因。而以深圳为例，深圳房价同比涨12.3%，其中商品房中别墅涨幅最高，如此一来就有可能“掩盖”了普通住宅涨幅并未达到12.3%的事实。

    尽管如此，笔者依然认为：一线、二线城市房价上涨过快，事实上正在逐步改变城市的吸引力，有可能产生城乡发展格局的微妙变化。

    近年来，中国经济发展呈现城市化高速发展的势头，即由于历史原因所造成的二元化机制，造成农村劳动力、资金等资源“倒流”城市、中小城市人才资源“扎堆”涌向大城市的局面。像深圳、广州这样拥有大量外来人口的城市，客观上刺激了对商品房的市场需求量，造成“人多地少”的资源紧张。但当土地成本飞涨，就会产生“蝴蝶效应”——首先是城市对外来人口的吸引力开始下降。外来人口在收入增幅远低于房价涨幅的情势下，会逐渐得出生存成本过高的结论，从而选择自发离开。

    高房价、高昂的土地成本，还会给企业投资带来较大影响。高房价引起的人才流动趋势变化，土地成本上涨过快而造成企业买地、租楼费用攀升，为了留住员工，需要支付更多的工资福利，都使得部分中小企业开始实行战略转移。事实上，近年来内地一些经济发展较快的城市，凭借土地等基础资源的“价格优势”，已经与深圳、广州开始了对外来投资、人才的争夺战。可见，高房价间接影响了深圳、广州等城市的竞争力。

    深圳、广州和北京的高房价，固然由多种因素而造成，其中包括一定程度的“炒作泡沫”。不断上涨的房价会集体强化人们“房子升值”的概念，拥有较强经济实力的人会继续投资第二、三套房子，刚毕业的年轻人会基于“再不买房就更买不起”的担忧，全家集资购买住房，客观上推动了商品房需求量增加，造成房价继续上扬。

    股市、房市是一国经济的晴雨表，中央、各部委到地方政府频频出台调控政策，而房价增速依然“醒目”，因此，一方面需要我们反思政府监管与行政干预的边界，采取更符合市场理性的各种“杠杆”手段，来剔除高房价背后的过热因子；另一方面，政府应该在为中低收入群体提供廉租房、经济适用房上多下功夫，保证房市分层次、分阶段满足人们不同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