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看来，排队时代昨日重现，并非一场兜圈子似的时代轮回，更不能说是开历史的倒车。一样“排队”，两样“本质”，彼“排队”与此“排队”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前者反映的是社会生产力的落后，而后者见证的是公共品供给的短缺和低效。

    上世纪九十年代之前，中国改革处于发轫和开拓阶段，社会生产力的提升举步维艰，短缺经济的阴影挥之不去。在这样一种时代背景之下，即便老百姓手中的购买力非常有限，也不能得到充分有效的释放，“排队时代”由此蔚为壮观。

    今天虽然我们早已告别了短缺经济，老百姓的腰包也不再那么囊中羞涩，之所以再次重现“排队时代”，关键在于公众此前被空前压抑、而今普遍激长的公共品需求在某种程度上被严重忽略。

    中国体改研究会公共政策研究所研究员杨鹏曾著文振聋发聩地指出，关于目前中国主要矛盾的判断应该摆脱改革前期和中期的认识，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代之以公众日益增长的公共品需求同公共品供给短缺低效之间的矛盾。

    要想再一次走出“排队时代”的泥沼，实现社会螺旋式上升，无疑，发展公共品及其内涵是必由之路。这不仅在于公共财政愿意拿出更多的钱来建设更多的学校、医院、铁路线、经济适用房、公民休闲娱乐和健身场所，更在于公共财政所提供的这些公共物品本身真正具有的公共性，并为此而进行制度设计。

    发展是硬道理，发展之中的问题要靠发展来解决。但不容忽视的是，经济发展本身的终极目的本就是为公众服务。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曾指出，以自由来看待发展。而我想进一步说，以公共看待发展——或许这句话更符合中国的现实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