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可见，中国所真正需要的是经济结构的调整：即尽可能地降低农业产出占GDP的比重和农村就业人口在社会总就业人口中的比重；尽可能地增加服务业产出占GDP的比重及其就业人口在社会总就业人口中的比重；而对就工业部门来说，则是需要从中国的禀赋出发，优先发展劳动要素密集的制造业、而不是高科技产业来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以便吸纳从农业部门转移出来的剩余劳动力。

　　假如我们仍然按照现行的发展战略、继续采取优先发展高科技产业的做法，那么这种背离中国资源与要素禀赋的产业政策不仅会造成中国产业参与国际竞争之比较优势的丧失，而且还会导致中国经济结构的恶化，伴随着经济结构恶化而来的将是农民的贫困与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

　　结构调整应由市场解决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用什么方法可以来达到以上所说的调整目标呢？常识告诉我们，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在本质上是一个资源配置问题，而资源配置的效率显然是市场要优于政府，否则中国也就没有必要对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加以改革。换句话说，把结构调整的任务交给市场去完成肯定要比政府去完成更好。

　　当然，我们这样说并不意味着政府在经济增长与结构调整中是无足轻重的，政府所要做的事情应当是为经济结构与产业结构的调整创造基础性的条件。

　　在短期内，政府应当为各种要素的自由流动、特别是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其中主要是乡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创造必要的制度条件，比如打破市场的地区与部门分割、提供更为全面和完整的信息服务、并对生产要素从报酬递减部门向报酬递增部门的流动提供必要的补贴等等。

　　从长期来讲，政府应大规模地增加对教育与社会研发活动的投入，这是因为教育与社会发明大都带有公共性，私人企业或者私人部门是不会对其进行投资的。只有当政府承担起了这样的责任，社会才会有更多的工程师和科学家，才会有更多的发明创造，才会有将来从低端的加工制造向高端的知识型产业的结构性演进。

　　所以，政府应当通过自己的积极行为，尽快地促成中国经济结构的调整，而把偏向于微观的产业结构的调整问题交给市场和企业去解决。显然，政府要使自己的行为能够达到这样的目标，就必须承担完善市场体系、促成禀赋以更快的速度进行调整的责任，而不应当替代市场和企业去承担产业结构调整的任务。

　　（作者为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