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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个极可能是拐卖儿童的恶性刑事案件中一眼就看出存在超生问题，应该是出自职业敏感；就像一个老汽车司机能瞬间记住刚从旁边超车的另一辆汽车的车牌号，而坐在副驾驶位置上的乘客即使阅读速度和记忆力比司机强十倍也做不到这一点。但是五一长假期间无须上班，计划生育干部利用工作时间维护部门或职业利益的可能性不存在。由于搭便车规律的作用和互连网匿名发言的特点，可以断定，即使这种冷血言论出自计生干部，他也是出于其价值观念而非职业利益发言的。换句话说，这种冷血言论出自强制计划生育政策的长期宣传和实施所形成的变态心理。
支持强制计划生育的人当然可以说，这些冷血言论并非出自什么变态心理，而是反对强制计划生育的人所使用的丑化手段。不过匿名的网络言论作为一种宣泄的可能性显然比作为一种诡计的可能性大得多，现实生活中绝大多数人的绝大多数行为也出自直接动机而非间接动机——一个人被杀了，人们是怀疑其配偶的情妇、情夫，还是怀疑该情妇、情夫的情敌使用诡计栽赃报复？
撇开这些关于动机的争论，断言“没有强制计划生育政策的几十年的宣传和实施，就不会在一个极可能是拐卖儿童的案件上出现这种变态视角和冷血言论”，则是无论如何都不会错的。我们无法想象，这样的评论和争论会在同样为高密度人口大国的印度、日本等国出现。
中国大陆计划生育政策的基本国策地位、实施中的强制手段、一胎化（城市）或一胎半化（农村）的极端目标几十年不变，已经把作为一项不得已的权宜之计的计划生育政策变成了一种计划生育意识形态。世界经理人文摘[digest.icxo.com]这种意识形态片面地强调人口消耗资源的一面而无视绝大多数人创造更多价值的一面，贬低了人的价值，恶化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为各种侵犯人的尊严和权利的强制计划生育手段提供了理论依据。
在某些奉强制计划生育为意识形态的人那里，超生的孩子是不应该到这个世界来的，他们出意外、被拐卖甚至被杀害都是理所应当的。这跟4月26日至4月30日全国媒体对南京“烧狗事件”的广泛报道和几乎一边倒的“狗道主义”评论形成鲜明对照。
南京某小区几位居民因不满流浪狗晚吠惊扰自己睡眠而用汽油烧狗，浑身冒火的母狗叼出了一只小狗，另一只小狗被烧死。事件曝光后引发了普遍的愤怒，有人在网上公开了烧狗者的家庭地址、联系电话，互连网上充斥着对“凶手”的谴责、谩骂甚至威胁，有人为死去的狗在网上设灵堂、送花圈，甚至有一些人去烧狗者的家门口或工作单位围追堵截。一些知名学者和评论家也推波助澜大讲其“狗道主义”。鄢烈山先生写了一篇文章为烧狗者辩护，结果被占压倒优势的“狗道主义”网民骂得狗血喷头。
本来，在中国的城市狗也像人一样需要登记落户才能获得某种程度的保护。超生的孩子是没有户口的“黑人”，流浪的狗显然也是没有户口的“黑狗”。但是，“黑人”被拐卖引起那么多人对超生的警惕和对超生者遇难的幸灾乐祸；“黑狗”的死亡却没有一个人追问它有没有户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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