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年前的那个2003年，震惊全国的“孙志刚案”让广州市乃至全国的户籍制度改革迈出了重要一步，这一年，在全国部分城市，暂住证制度被取消，取而代之的，是各类形形色色的所谓的工作居住证。

    不久前，因户口迁入北京遭拒，在北京工作的安徽籍律师程海分别将老家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公安分局和北京市昌平公安分局告上了法庭，要求两者为他办理异地户口自由迁移手续。此一案件的发生再度将户籍制度推到了改革的风口浪尖。

    “户籍立法”牵动改革“神经”

    据最新消息，公安部日前正在加快《户籍法》的立法工作。公安部新闻发言人武和平在今年6月19日的新闻发布会上透露：“现在公安机关正在按照国务院的要求，修改户籍改革文件，正在报国务院审批。同时，在国务院的指导下，公安机关也在抓紧‘户口法’的立法调研。”

    自2003年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有代表建议制定《户籍法》以来，关于户籍立法的殷殷民意和户籍制度改革的讨论争鸣，水涨船高。从人大代表建议到立法进入调研，这条透明而清晰的脉络，让人们对有关部门革故鼎新、推进改革的勇气和决心充满敬意。就目前而言，虽然政界、学界对于立法改革的速度问题存在不同看法，但户籍立法与制度改革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早有共识。

    有学者认为，户籍立法不仅是对近年来户籍改革成果的固定化，也有利于今后改革的深化。另一方面，现代文明社会赋予公民迁徙自由和权利平等，而现行户籍制度的种种弊端已渐成障碍，立法改革势在必行。制定《户籍法》，不仅要将近年来户籍制度改革的成果固定下来，更重要的是应当确立户籍制度的终极目标，那就是最大限度地保护公民的迁徙自由权。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户籍改革专家王太元对户籍立法予以高度认可，但他同时也表示，《户籍法》不应当、也不可能解决人口、住户甚至民事法律方面的所有问题，而只能规范户籍制度本身的基本问题，如户籍管理的管理范围、性质特点、任务作用、基本原则等；户籍业务的科学划分、任务目的、主要内容、基本要求、监督方式、违法处罚等；各项户籍事务的申报、受理、监督、评测、奖惩的具体程序等。对此他认为，应该尽快在人口的迁移调控、流动管理等方面立法，尝试将户籍立法与迁移立法相分离，各司其职。在没有立法行动填补新中国法制的这一空白之前，《户籍法》很难拒绝承担人口调控这一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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