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据《中国证券报》报道，来自温州银监局的抽样调查显示，当时温州民间流动资本约有1900亿元，其中至少有400余亿元常年跨区域流动。实际上，很早之前就有业内人士预测说，温州市拥有5000亿元的民间资金，外流到全国各地的资金则在3000亿元左右。

    这些可怕可敬乃至可恨的温州资本每到一处，当地的房价就不断暴涨；每到一处，温州人都被当地人视为洪水猛兽。媒体、当地百姓口诛笔伐。

    2004年，浮现出温州超级炒家的升级版--温州多家民营企业组成中瑞、中驰两大财团，声称目标定位于广泛集聚和调动中国规模庞大的民间资本，其中房地产尤其是投资之重点。有学者斥之不过为高级炒房团，呼吁政府出手干涉。

    在强大的舆论攻势下，两大财团高薪聘请的CEO几个月后悄然辞职，中瑞、中驰也不知所终。

    对抗不了的宏观政策

    满地生长的草根，生命力再顽强，总难和外部的大风浪相抗衡。种种迹象表明，温州民资已越来越清晰地受到宏观调控力量的打压。

    早在90年代初，温州商人就进入了山西能源市场。当时，国内煤价低迷、煤矿效益不好，煤矿和矿山几乎无法从山西本地的银行得到贷款支持。而煤炭是个高投入产业，山西的煤老板们自有资金有限，来自温州的投资者就充分发挥温州民资丰厚的优势，采用民间借贷的方法进一步筹集资金，一批掘进队经理或职工顺理成章将沉淀的资本就地转业。当时，流传着这么一种说法，在山西任何一个产煤市县，都活跃着温州炒煤团的身影。

    几乎如出一辙，温州资本的触角悄悄地伸到每一个有丰厚回报的行业，地产、煤炭、棉花、油田、水电站……当野草的根企图进入那些国有企业垄断、政府管制的行业，巨大的风险也随之而来。

    2005年年底，风云突变，国家开始对煤炭行业进行整治，对不达标的小煤窑实行关、停、并政策。寒流之中，温州炒煤团的发端地--平阳县水头镇，部分炒煤资金开始回撤。央行平阳支行在一份文件中称，对外投资煤矿的资金流出量逐渐减少，存款增幅出现回升现象。一些撤出晚的温州商人，损失惨重。在一家六个温州人合伙投资的小煤矿里，平均下来，每个人前后至少赔了200万。

    更让温州人感到刻骨寒意的，是打压房地产的国八条的出台。温州炒房团的大批房产投资者资金吃紧。在上海、杭州等沿海发达城市里，很多温州人都选择将房子出租给一些中小公司做办公用房以获取利润。随着房价的迅速下跌，租价一再走低，甚至连月供也没法还上，最后大部分人只能全线撤出。

    在宏观调控的大形势下，温州人在房地产、煤矿、石油等领域的投资相继遇阻后，在投资决策上开始寻求专业的咨询和服务了。调查显示，有70.7%的投资者希望获得更加详细丰富的信息和数据帮助；有41.3%的投资者希望获得更为方便的金融机构网点的帮助；有28%的投资者希望获得个性化的理财专家指导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