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理人文摘[digest.icxo.com]消息：去年６月，山西晋城市统战部一位副部长在老家为其母亲办丧事，动员阳城县某小学３０多位正在准备月底毕业考试的五年级学生“参加”出殡仪式，并且头顶烈日徒步将花圈一直抬送至墓地。孩子们往返１０余公里，回到学校已经近正午。出殡结束后，每个孩子只得到一个白面馒头。
　　
　　无独有偶，最近又有学生代人送葬的新闻传出。为了赚钱，浙江某小学正在上课的孩子们“出租”给当地一位农民，以壮大这位孝子为母亲送葬的排场。只见这支队伍由纸糊的小人开道，由两名录像师伴随。４０多名小学生手执彩旗，胸戴白花，走在队伍后面“助威”，同时还有两名教师在帮助维持秩序。学生从早８点一直忙到中午１２点，事先商定给孩子们的“租金”也被学校的教职工们一一分掉了。
　　
　　对比两条新闻，不难发现，学生们都被学校出卖了。前者为了讨好权力，后者为获取佣金。
　　
　　“公仆”让孩子们做了他的家丁与“私仆”，对于那位副部长先生滥用权力或威望人们早已怒不可言。校方在这起侵权行动中对掌权者的“策应”同样受到了来自社会的指责。试想，如果校方能够“顶住压力”或者收回自己的媚权之心，拒绝那位官员的无理要求，想必他也不能像抓壮丁般地将那些小学生们从课堂拎到坟地。
　　
　　不得不承认，在许多场合，孩子们便是这样充当鼓掌、吹呼或送葬的道具的。以“帮忙”的名义，３０多个小学生扔下手中的课本被逼参加一个地方官员的母亲的葬礼。学生无条件服从于老师，老师无条件献媚于“父母官”。显然，这起丑闻演绎的不是《蝴蝶梦》里“死人折磨活人”的故事，而是“权本位”思想的阴魂不散。
　　
　　显然，校方决定让学生去参加这种葬礼更意味着“双重沦陷”：一方面，教师没有尽到言传身教的义务；另一方面，在面对抗权力的压迫或金钱诱惑时，校方因为丧失了独立人格而辱没了教育。当受他们尊敬的老师唯租金与权力马首是瞻，当学生不得不违背自己意愿扛着花圈参加一个莫名其妙的葬礼，这种“户外教育”不是让孩子们“适应社会”，而是在启蒙他们的奴性。
　　
　　２００３年１１月２７日，柏林约有两万名大学生对政府的削减教育经费计划举行了示威游行活动。洪堡大学、自由大学和柏林工大的学生手举世为标语涌向市政厅，甚至有学生抬出了棺材，神情严肃的“为教育送葬”。应该说，这种场面在社会力量强大的欧洲随处可见。其宏大场面，鼎沸的人声难免给人留下一些深刻的印象。回到上述两则新闻，学生被派送葬像“恶之花”一样静悄悄地绽放于山野，然而，人们的确有必要想想这些孩子们手举花圈，究竟是在为谁送葬了。
　　
　　如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所言：“在教师手里操着幼年人的命运，便操着民族和人类的命运”。以“必须保卫社会”的名义，任何国家都应该无条件地保卫校园，保卫孩子们获取知识的自由不受权力与金钱染指，因为学校既是诞生一个美好社会的摇篮，也将理所当然地成为保卫社会的最后堡垒。digest.icx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