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走法律途径，根据当年的合同规定，双方若出现纠纷，解决方式必须经合同规定的仲裁院——瑞典斯德哥尔摩商会仲裁院进行仲裁，而不能在中国国内提起诉讼，目的就是防止各自国家的司法机构保护本国企业。

    可以说，达能的这一招非常“狠”，因为仲裁是针对合资合同进行，主要看双方是否违约，娃哈哈显然有些“理亏”。

    但宗庆后强调自己没有违约的理由包括，当初合资合同就有失公平，“非竞争性条款”只限制中方，而没有限制达能，达能在中国陆续购买乐百氏、光明、蒙牛等竞争企业的股份，违反了“非竞争性条款”。

    此外，娃哈哈商标的转让并未获得国家商标局的批准，双方是以“阴阳合同”欺骗政府，该合同是个无效合同，且合资10年过程中达能投资不到位、不懂管理、错误决策、态度蛮横，合资公司的发展更多在于宗庆后的正确决策及所建立的联销体渠道。

    虽然大部分人都会同情宗庆后付出艰辛后所遭遇的结果，但从尊重契约和法理的角度，娃哈哈能够在仲裁中获胜机会现在看起来比较小。如果裁决娃哈哈集团确实违约，对宗庆后的打击将是巨大的，他必须为违约成立的30多家非合资企业付出代价，或者赔偿达能损失，或者关闭企业。

    1986年，我国加入了承认与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国际公约《纽约公约》，按照仲裁规则，仲裁结果不能上诉，而且可以在中国和任何一个加入该公约的国家强制执行，而不做实体审查，除非违反公共秩序。

    尽管如此，仲裁的结果仍很难预言，“合同中的一句话就可能会改变仲裁结果。”国际商会仲裁院委员、DLAPiper律师事务所中国事务部执行合伙人陶景洲告诉《环球企业家》。对宗庆后来说，现在急需做的就是成立一个法律专家团队，搜集所有的历史旧账、合同、往来文件、过去的成功判例，为应对仲裁做足准备。

    在国际仲裁界有一句行话：“仲裁的好坏是由仲裁员的好坏决定的。”斯德哥尔摩商会仲裁院仲裁厅包括三名仲裁员，其中两名需要由企业各自提名，因此对娃哈哈来说，找到一位独立、公正、权威并且认可娃哈哈集团的仲裁员非常重要。

    由于瑞典斯德哥尔摩商会仲裁院确定第二、第三位仲裁员需要时间，因此这一仲裁过程可以长达一年，也可能是两年、三年。

    毫无疑问，若真正执行国际仲裁结果，对于达能和娃哈哈来说都将是一场噩梦。推翻十年合资之姻，换来一场双输结局。因此，寻求私下和解，无论对娃哈哈品牌还是两家企业来说，这都会是更好的选择。

    如果在仲裁结果出来之前双方提前达成和解，那么未来的和解方式大概有以下几种：第一种是达能主动做出让步，为了保证其中国战略的继续实施，达能有可能向娃哈哈集团或其它企业转让部分或全部合资公司股份，合资公司由娃哈哈集团控股，以此换取非合资公司业务全部注入合资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