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惊叹的是，甚至上海的社会保障资金，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依靠土地批租得以建立。这位熟悉上海资金运作的前银行信贷负责人告诉本刊记者，1996年6月祝均一担任上海市劳动局局长后，为充实100万上海下岗工人的社会保险资金，这位以精明强干著称的官员，在财政一分钱不给的前提下，想出了又一个“坐地生财”办法——通过拍卖破产企业工厂的土地，获取资金用来充实该企业下岗职工的社会保险资金。借助这个办法不但弥补了社保资金欠账，而且还获得了相当大的富余。 　　

　　然而，正如前不久上海社保案中被揭露出来的一系列事实，祝均一的这个好办法同样让无数人借机钻空子发了大财。比如，因为这种破产工厂的土地拍卖是社保管理部门和被拍卖企业主管控股公司共同委托主管，操作前后又没有监督或监督形同虚设，因此被拍卖土地的价格完全由这一官一企设定标准，也一定意义上决定了谁能够以什么样的价格拿到土地。 　　

　　据《商务周刊》所知，在最疯狂的时候，低价得到土地的房地产老板一般要掏出总价款5%的回扣，或者每亩加价3万—4万元作为“好处费”送给别人。其中，因为上海电器集团和上海轻工集团下属的企业工厂最多，也因此成为重灾区，前者成就了王成明、韩国璋等“红顶商人”，后者成就了周正毅这样的“上海首富”。 　　

　　“而且，祝均一对其主管下的社保资金有很强的经营意识，在他的支持下，这些资金大部分进入借贷市场。”据上述上海银行界人士了解的情况，上海社保资金的经营方式，或者是将社保资金通过银行委托进入房地产(借贷者付出的年息达到15%，还要向银行支付年息2%—3%的手续费)；或者以过桥贷款的形式，用于房地产项目和高速公路等市政工程的启动，收取高达20%的年息；甚至社保资金还一度参与了珠宝投资。 　　

　　尽管故事有一个美好的开始，但当政府部门携两大核心资源——土地开发权以及银行信贷权，在缺乏监督的空间里积极经营城市的时候，围绕着土地和银行展开的市场活动就可能演变成“寻租者乐园”；当许多原本是为了应对体制困境而做出的只能用于一时的无奈之举，被无限模仿进而以“改革突破新思维”的形象落地生根的时候，改革变成了“能人改革”，经济也成了“能人经济”。 　　

　　陈良宇在上海政坛无疑就是这样一位超级能人。从2001年12月7日担任上海市代理市长，到2006年9月24日被撤职审查，其主政4年有余的时间内，上海批租出的土地高达48.9万亩，占整个上海历年土地批租总量的63.3%。也在此期间，上海房地产市场的火暴进入了一种癫狂状态。 　　

　　“无义而有财”的代价 　　

　　1943年，英国李约瑟教授到中山大学访问。期间，在粤北坪石一个旅馆中和我国著名经济学家、《资本论》的首译者之一、时任中山大学经济系主任的王亚南进行了两度长谈。临到分手，享誉国际的中国科技史学家李约瑟向时年42岁的王亚南突然提出了中国官僚政治的话题，要王亚南从历史与社会方面做一扼要解释。 　　

　　听到此言，“平素未大留意这个问题”的王亚南窘住了。为回答这个问题，王亚南此后花费了5年时间，终于完成了中国政治学术史上一部180页的扛鼎之作——《中国官僚政治研究》，开创性地解释了60年后仍然困惑中国社会的官商合谋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