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围绕着黄金荣的诸种情形，有关部门作了三点指示:

    l.如此多的革命群众检举揭发黄之罪行，要求对黄采取行动，说明群众觉悟很高，对政府信任；

    2.对黄金荣这个头号流氓之处理，为照顾策略，宜以削弱其实力，分化瓦解其组织为主；

    3.对于黄金荣本人应责令写悔过书公诸报端，向人民谢罪，由人民“裁判”。

    不久，上海市人民政府委派盛丕华、梅达君、方行三同志为代表，出面召见黄金荣，向他说明既往政策不变，但希望他能写“悔过书”公开登报，老实认罪。

    1951年5月20日，上海《新闻报》《文汇报》刊出了《黄金荣自白书》，自称“自首改过”、“将功赎罪”，“请求政府和人民饶恕”云云。结果反而引出更大的风波，已如前面所述，“黄金荣可杀不可留！”的呼声响彻上海滩。

    杜月笙如何“读”自白书

    据文史专家沈寂先生告诉笔者，他那时正在香港，那天去杜府拜访时，恰巧碰到杜月笙正在“读”香港《大公报》转载的“黄金荣自白书”。杜身体衰弱，所谓“读”，就是由管家万墨林念给他听。

    黄金荣与杜月笙是同一条船上的难兄难弟，杜自然急于知道黄金荣的自白书，是否提及他，又是如何提及他的，故香港《大公报》一登，便急差人找来报纸，叫万墨林念给他听。

    杜月笙听了一遍，说:“墨林，你再读一遍听听。”于是万墨林读第二遍。自白书不长，其中一节谈“四一二”政变前后的事，“国民党北伐军到了上海。有一天，张啸林来看我，他们发起组织共进会，因为我是法租界巡捕房的督察长，叫我参加，我也就参加了……”

    “停！”杜月笙对这一段掌故最熟悉，也最关注，挥手让万墨林打住，叫他慢慢将这一段读清楚，自己屏神聆听。

    听完，杜月笙这才长长舒了口气，显得若有所思，轻声说:“我懂了，我懂了！”

    杜月笙如释重负的，是没有听到他自己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