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瓦拉在第四次旅途中直接转入了他为“大写的美洲”而战的人生。1953年7月，医学院毕业的格瓦拉从玻利维亚来到秘鲁，听说受到美国威胁危地马拉阿本斯政府正在坚持实行一系列有利于人民的变革，就不顾一切来到危地马拉。美国中央情报局策动了反对变革的政变。格瓦拉在危地马拉亲眼目睹了美国军用飞机对贫民区狂轰滥炸。他报名当上中美洲左翼青年支队的医生，参加防空小组，担任警卫，搬运武器，直到变革被最后镇压。

    格瓦拉在古巴的战斗中两次负伤。我走过吉隆滩，1961年美中情局策划雇佣军在这里登陆，这是从美国“输出”的对古巴政府的武装颠覆。格瓦拉曾在抗登陆作战中指挥比那尔德里奥省的部队。

    60年代上半期，作为古巴党政军领导人，他出席联合国会议，遍访中国在内的亚非欧美几十个国家。1966年，格瓦拉辞去在古巴的党政军职，带着十几名老兵和聂鲁达的诗集进入玻利维亚打游击。他写道：“我的脚跟再一次挨到了罗西南特的肋骨；我挽着盾牌，重上征途。”他给孩子们的信这样结束：“你们对于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任何非正义的事情，应当永远都能产生最强烈的反感。这是一个革命者的最宝贵的品质。”

    爱是血肉，正义是骨骼。在格瓦拉一生中，态度和行为完全统一，没有距离。哪怕这选择意味着捐弃个人利益以致生命本身。在世间所有形而上的追寻理想的行为中，格瓦拉最为直接。他言出身随，杀身成仁。这使他从骨子就区别于有些政治家和空谈者。

    我驱车穿过玻利维亚北部查钦山区的丛林时，收到国内朋友的手机短信：“请为我向格瓦拉致敬。”在干旱的荆棘丛中，我只看到延续至今的贫困，分不清哪里是格瓦拉蒙难的伊格拉村，找不到放下那支守夜蜡烛的地方。1967年10月8日，格瓦拉的游击队在玻利维亚东科迪耶拉山脉的尤罗山谷遭遇美军顾问指挥的玻利维亚特种部队伏击，格瓦拉负伤被捕。

    作为当事人，格瓦拉比谁都明白，对军事斗争的选择本身就意味着选择死亡。美中情局内心惧怕格瓦拉，当天美国顾问即飞到关押格瓦拉的伊格拉村，商议处置格瓦拉。格瓦拉于次日被杀害，左胸一个枪眼，这是抵近的致命一枪。为在技术上向“上级”核实正身，格瓦拉遗体被拍了照片，复制了石膏面模，砍去了双手。

    在圣克拉拉，我偶遇参加过1958年解放圣克拉拉战斗的老兵胡里奥·盖拉，那次战役的指挥官是切·格瓦拉。后来，胡里奥·盖拉的班长跟随切·格瓦拉到玻利维亚，也牺牲在那里。

    1995年，玻利维亚、阿根廷、古巴三国联合专家小组开始发掘格瓦拉的遗体。1997年古巴派专机接回了格瓦拉等6名游击队员的遗体。10月17日，烈士在圣克拉拉市刚落成的格瓦拉陵园下葬。

    格瓦拉埋葬在穷苦人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