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来自中国。在‘文化大革命’后期，曾试图越境到缅甸参加‘游击队’……当时只带了一个军用挎包，还有一本灰色书皮的《格瓦拉日记》。”
40年了，这是我惟一一次提起那次不成功的越境。而在那个年代，确实有成百的中国知青越境进入缅甸参加游击队，“支援世界革命”，“献身解放受苦受难的劳苦大众”。确实也有相当数量的人为此最后“献出了生命”。40年中，我越来越回避同类话题。不仅是因为世界进入了和平发展阶段，人们的理论与实践有了新的进展，“暴力革命”和“武装夺取政权”的理论成为过去，更重要的是，在商品经济社会里，“理想主义”通常受到讪笑，相反，似乎越庸俗越容易被理解、被认可。所以我更多的是装傻充愣，省得让别人说我“喝高了”。而其中让我最害怕的词儿是“虚伪”。格瓦拉式的以自我牺牲为核心的英雄主义，已经没人相信了。在不相信崇高的环境里，言出身随的格瓦拉是一个不容交流的概念。连我自己在内心都不轻易去触碰，因为我已滑向庸俗。
2005年，我和队友在55摄氏度的干热中驾车穿越战尘未落的阿富汗。不知道国内新一代讲酷的青年是否对西方咖啡馆里新的英雄偶像有所跟进。据说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阿富汗抗苏战争的民族英雄马苏德的画像常常在许多场合和格瓦拉的画像放在一起。在9年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在苏军强大的军事压力下，许多阿富汗地方武装偃旗息鼓，惟有“潘杰希尔谷地的雄狮”马苏德率部坚持为挽救民族危亡拼杀，自始至终威胁着苏军的生命线萨兰公路和兴都库什山2700米的隧道。苏军撤离后，马苏德任阿富汗副总理和国防部长，后被奸细刺杀身亡。我曾立在潘杰希尔谷地的坦克残骸边发呆，琢磨不透马苏德和格瓦拉被西方偶像崇拜者并列的原因。似乎在外在形态上，两者都是高大英俊的男人，都决绝坚韧，都手握武器走到生命最后。在异性眼里，都那么性感。
你说“格瓦拉”，我不会接话茬。不用问，我知道你没拿过锄头，没用过枪。我是说使用。
严冬酷暑，平均每一年我都有200个深夜骑车经过霓虹灯勾勒的格瓦拉头像。恐怕我终生不会踏进东直门外那家标着“切”的餐厅。我尚且不知道那里是否预备了《格瓦拉之歌》那首轻柔的男声合唱作为背景音乐，猜不透他们是否仅仅是将格瓦拉作为商业卖点。这时，我心底某个特定的隐隐作痛的地方，总会映出那双圣洁仁慈、纯净清澈的男人的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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