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11月8日，下午2时30分左右，在张副总编的带领下，我们去了此前预订的兰州市中心广场东口元祥大酒店的一间客房。推开房门见到胡三海和手下已经等在那里。胡三海手一挥，手下的小卒都悄悄退下，顿时房间显得很安静，静得连手表的滴答声都听得见。胡三海手拄拐杖，翘起二郎腿，傲慢地等我下跪道歉，在进入房间有足足5分钟，我都僵持着不肯道歉，但在张副总编不停的示意下，我违心地走到黑帮老大面前，声音低得只有我自己才能听到……

然而，对方对我的道歉仍不满意，再次向报社提出一个无理的要求，要求报社按照他们的意思重写原报道。无奈之下报社领导答应了他们的条件。没几天，一个姓王（化名海涛）的记者就写出一篇《法律自会还公道》的报道刊登在报纸显眼的位置。而此事报社已经无法顾忌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的形象了。

拿好手中的笔，不要低头。

为了不让父母家人担心，我没有告诉他们发生了这样一件事，但很想找个人说话，出出主意。这时，我想起了义母（作家，国家一级编剧钟文农），于是就轻描淡写地向她们夫妇叙述了自己做新闻报道惹了麻烦，报社让改用笔名的事情。夫妻俩除了安慰我之外，劝我多加小心。并给我起了笔名央金卓玛。他们鼓励我说做的没错，从此，我在《甘肃青年报》以卓玛的笔名继续发表文章。

义父张伟民是位老少数民族干部，他抚摸着我的肩膀说，只要你做的事情是维护正义的，我们支持你，拿好手中的笔，不要低头。用自己的良知做一个合格的新闻工作者，不要在社会上留下骂名。

当天离开义母家后，回到自己的住处。望着眼前的一幕，我目瞪口呆，自己的房门大开，屋内一片狼藉。电视机，洗衣机，录象机都被砸烂了，所有的日常用品都扔在地上。看到此景，我意识到自己被那帮人跟踪了。房东也因怕事跑来告诉我，不让我继续住下去了，让我尽快另租房子。

我虽然报了警，但就如石沉大海，没有任何人理会我。很快，我意识到自己可能随时发生危险，想到年迈父母，顿时心里涌起一阵酸楚。为了不给父母带来危险，我只能强忍着对父母的思念，尽量不回家看望二老，避免有人跟踪到父母的住处，给老人带来麻烦。

但是，后来迫于无奈，我还是回到了父母那里。那天下着瓢泼大雨，这更增添了心情的郁闷和烦躁。但是不知情的父母却一个劲儿地责怪我工作的不稳定，更责怪我放弃国企的工作，越说越生气，后来干脆把我赶出了家门。冒着瓢泼大雨，我不知该去哪里，只好去了报社，趴在自己的办公桌上睡了一夜。

不久，我又重新在兰州的市区里租了房子，这时，我不时地遭到跟踪和电话恐吓，作为一个女孩子多少有些害怕。但是男友对此毫不知情，也不知道在我身边会有危险。当时，由于患病，我一个星期没有上班，估计是跟踪的人找不到我，就跟踪我男友。终于，在一个漆黑的夜晚，我在睡梦中被急促的敲门声惊醒，细听声音是上气不接下气的男友，当我把门打开的瞬间，一下子惊呆了，只见男友浑身都被血遮盖住了，整个脸被血流糊住了，我问他怎么了，他说打他的人让他带话给我，说只要我活着就别想好过，包括我身边的人，话没说完，他一下扑到我身上晕过去了。面对男友的伤痛，我深感内疚和难过。是我惹了那些黑恶势力，但却牵连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