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记者的合法权益，谁来保护？

不久的一天早晨，我骑着自行车上班，当车行到兰州市雁滩公园附近时，突然发现一辆货车紧跟在我身后，我立即骑车拐进了自行车道，但没有想到的是那辆货车也随之拐了进来。我加快速度，货车也轰开油门，在自行车道的其他人看到这种情况都纷纷躲开，我也试图往路边靠近，但是货车在此时猛然提速，呼啸着向我冲过来。只听到嘭的一声，我就失去知觉倒地，待我苏醒过来，货车已经扬长而去，而我满身是血。我为此付出了两颗门牙，和身体部分部位的深度伤疤。

不仅如此，那些黑恶势力甚至还采取了收买和下药的方式。但都未能达到目的，他们收买了我的朋友刘某（后来我才知道她老公也是被人收买的围攻报社黑帮分子之一）。有一天，刘某说她和老公请我去KTV，实在推辞不了，我只好如约前往。他们之中的一个小头目对我说，只要你答应加入我们的黑社会组织，从此以后你要为我们多宣传，多写正面的宣传报道，保证给你的薪水远远超过报社给你的工资和稿费收入。刘某的老公见我坚决不答应加入黑社会组织，就殷勤地劝我喝茶水，我捧起茶杯，边听歌边无意中打量手中茶杯，猛然发现我手中的茶水在冒泡，我怀疑有问题，就没喝。

后来，良心发现的刘某胆怯告诉了我，那晚她老公的确给我的茶杯中放了药，至于是什么，也一直没有告诉她。

这样不断的骚扰一直持续了五六年，我实在再不堪忍受了，只好痛苦地做出了离开兰州的决定，来到北京，试图能过上平静的生活。

后来有幸和同乡罗竖一相识，在谈话中无意透露此事，罗竖一表示出强力的愤慨，并鼓励我将事情讲出来，记者在帮读者维权，可是我们记者的合法权益，谁来保护？在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之后，我决定还原下跪的真相。

我们都希望通过我的现身说法，能引起社会和国家有关方面的重视，能出台相关法律法规，保证新闻媒体和新闻工作者的权益不受侵害，让更多的记者不再流泪，不再流血。
采访后记 记者的虚荣

一直想问何红一个问题，在经历这么多苦难后，为什么还要做记者这个职业。何红疲惫地笑笑，很干脆地回答道：也许就为了那份虚荣吧！

然而，现实却并没有太多的荣耀可言。来到北京以后的何红，在逃离了一个苦难的折磨之后，又陷入了另一种折磨中。现实与梦想的差距，二者时常徘徊，让她备受煎熬。

目前，供职一家中央级媒体，月收入不足三千元。为了节省开支，何红在潘家园租住了一个楼层的地下室三层的一个不足10平米的房间。房间里除了摆放着一张单人床以外，连一张写字台都很难放下。地下室空气流通困难，除了晚上睡觉，白天几乎不敢在房间里呆。何红给记者讲了这样一个小故事，一次一个朋友来看她，她把朋友引到自己的住处，朋友立即惊讶不已，怎么还住这样的地方。在房间里坐了不到两分钟，朋友对何红说，我们还是到外面去吧，这里简直让人要窒息，这让何红尴尬无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