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有无自信”问题是个老话题了，但在中国走向复兴的今天，谈论起来仍有特别的意义。

在清朝末年一些曾踏足中国的外国人看来，中国人面对西方人时，经常会在自大和自卑两个极端之间徘徊不定。民国时期，中国也曾出现过一场“改造国民性”运动，参与讨论者几乎无一例外地认为国人具有很强的奴性。国学大师梁启超甚至痛心疾首地说：奴性、愚昧、虚伪、自私、怯懦等造成了国人的人格缺欠，是中国贫弱的根本原因。

毫无疑问，自大、自卑、奴性等都是病态的乃至畸形的国民性格，或说中国人没有丝毫自信可言——有的话，也是盲目自信。我的问题在于，如果国人都是一些盲目自大的或妄自菲薄的甚至是甘做奴隶的人，那么，又如何理解近代中国能走出几近亡国灭种的悲惨境地而达止今日初步复兴的历史阶段？又如何解释世界上唯有中国的历史五、六千年来连续不断、生生不息，并创造了光辉灿烂的中华文明？

73年前，山河破碎、国事陵夷，中国不绝如线，有些人悲叹国人失去了自信，但对国人持“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态度的鲁迅却坚定地宣称：“说中国人失掉了自信力，用以指一部分人则可，倘若加于全体，那简直是诬蔑。”他确信：“有并不失掉自信力的中国人在”，这些人或埋头苦干，或拼命硬干，或为民请命，或舍身求法，是“中国的脊梁”。鲁迅本人也被视为“中国的脊梁”之一，正如毛泽东所说：“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

鲁迅和毛泽东的观点告诉我们，无论是在古代还是在现代，中国人至少是大多数中国人并不缺乏自信。他们勤劳勇敢、智慧坚强、厚德载物、自强不息，践行和培育着中国人自信的精神传统，国家由是以立，民族由是以兴，历史由是连续一贯，文明由是传承不息。如果看不到这点，中国的历史就会一片黑暗，中国的前景就会一片暗淡。中国人自信传统的养成，主要得益于中国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的教育和熏陶。

儒家认为，人之所以为人就在于人有道德，道德的根本是仁德，即要有爱人之心。有仁德方有真心和大爱，爱自己，爱亲人，爱族群，爱国家，爱天下，甚至是爱及山川草木和花鸟虫鱼。“仁者必有勇”，因为有真心和大爱，所以志向高远、意志刚强，并勇于身体力行，甚至是会“杀身成仁，舍生取义”，而绝不为物欲所诱惑，也不为外界所裹胁，面对强者总能从容自信、不卑不亢，因为他已养成了孟子所说的至大至刚、充塞天地的“浩然之气”，成为了“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

千百年来，儒家文化养成“浩然之气”和成为“大丈夫”的人格诉求，不但培育了灿若星河的仁人志士，也潜移默化影响着芸芸大众的心理特征，使自尊自信自立自强成为中国人的一种国民性格。《左转》上说：“国于天地，有与立焉。”自尊自信自立自强，完全可以看作是中国屹立不倒、愈挫弥坚的一个立国之基，值得珍爱和发扬。

有人会举出中国历史上大量丧失人格独立而奴颜婢膝的例子，并认为古代的集权专制政治、家长制等造成了这种现象。此一看法颇类东晋皇帝司马衷的“民无粮,何不食肉”：古人既然受压制，为什么不要自由和民主？殊不知，自由和民主皆是历史的产物。要知道，即使初步孕育这些概念和制度的古希腊、古罗马也存在着大量奴隶。今人大可不必非议古人不懂自由和民主，关键在于自己如何珍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