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理人文摘[digest.icxo.com]消息：印度是发达国家高技术产业“外包”的最大接收地，有“世界办公室”之称，和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相映成趣。如今，在“中国制造”产品安全和信誉危机中，印度则正在开辟全球化的新模式：将“外包”进一步“外包”，开始摆脱“外包”的接收终端地位。
《纽约时报》最近报道，印度的几家高技术公司，在从美国等地接受了定单后，开始在墨西哥、中国、捷克、波兰、罗马尼亚、巴西、智力、乌拉圭、摩洛哥、沙特拉拉伯、甚至象美国、加拿大、葡萄牙这样的发达国家建立分支，将“外包”的项目转手“外包”，乃至出现了双向“外包”：美国公司把项目“外包”给印度的公司，印度的公司再将这些项目“外包”给自己设在美国的分部。比如，美国一些大学毕业生，谢绝了包括谷歌等大公司的工作，跑到印度的高科技公司Infosys总部培训六个月，然后回到美国，在该公司的美国分部工作。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首先，是全球化中“外包”的项目已经变得非常复杂，无法守在一个发展中国家来应付。比如，美国银行需要建立一套计算机系统来管理贷款事务。如今美国社会已经高度拉美化，有三、四千万的拉美裔居民，服务行业从银行、电话，到各种销售系统都实行英语和西班牙语的双语服务。竞争这一业务，美国本地公司和墨西哥公司就有相当的优势。但是，Infosys在墨西哥已经建立了分部，进而能扬长避短，把生意拿到手里。在欧洲也是如此。Infosys在捷克的分部，使用着十几种语言。总之，即使是接受“外包”的企业，生产厂家也经常要在客户的所在地操作，使用客户所在地的本土人才。这样才能全面了解客户的要求，守住市场。
第二，把“外包”的项目再“外包”，特别是进军发达国家，会遇到一个费用问题。不过，只要企业有竞争力，发达国家的费用就并非那么可怕。Infosys在印度的一个竞争对手Wipro就正在美国的亚特兰大市开设分部，雇佣500名软件程序技术人员。该公司的总裁称，美国境内有大量未发达地区，如弗吉尼亚、爱达荷州、乔治亚等等。该公司要在这些地区建立自己的基地。以我的观察，如果以住房价格等因素来衡量，这些地区比北京、上海便宜多了，多少抵消了劳动力费用的提高。同时，这样的发达国家中的不发达地区，在法治、廉政、效率等方面维持着该国的发达水准，做生意用不着吃吃喝喝、送礼行贿，基础设施更是远远高于印度本土。印度向美国内陆“外包”，也是自然之途。
第三，象印度、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在纳入全球化体系后，高等教育体系无法适应跨国公司的需要，无法造就足够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普遍遭遇了“白领危机”。《经济学人》不久前报道，六百家跨国公司在亚洲的总裁普遍认为，合格人才的短缺是在中国进行运营的最大难题。印度的情况也好不到那里去。这种人才的短缺，逼着企业不得不走出国门，进行全球范围内进行人才竞争。
一些分析家把印度的这一发展，和日本汽车业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打入美国市场相提并论。日本汽车业在美国的成功，关键在于日本公司学会了在美国不用日本工人来生产日本车。这也就绕开了贸易保护主义的“马奇诺防线”。如今美国对中国和日本都保持着巨额贸易赤字。但中国成了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首要目标，日本则很少被贸易保护主义者们提起。这和日本公司不断为美国人提供工作也不无关系。印度在这方面，也比中国先行一步。所以在美国总听到妖魔化“中国制造”，但很少有人提及“印度制造”。
中国迄今为止的经济起飞，和全球化进程密切相关。中国经济的前景，也离不开未来全球化的趋势。分析这一趋势，有政治和经济两个层面。在政治上，反全球化的势力在发达国家开始抬头。以美国为例，多种迹象表明美国政治正在左转，这可能会加强贸易保护主义的力量，引发和中国的贸易纠纷，威胁“中国制造”在美国的市场。在经济上，全球化的高端经济已经越来越复杂，很难以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资源来解决问题。从这两个方面看，“中国制造”过度集中于低技术产品，如服装、玩具等等，并且站在接受“外包”的终端，不仅利润低，而且容易受贸易保护主义的威胁。印度对“外包”的“外包”，则使自己离开了接受“外包” 的终端。这不仅有利于产业升级，也免于成为贸易保护主义的靶子。可惜，中国发展至今，还没有出现印度所拥有的世界级企业。中国的大企业，过度靠垄断和政策优惠来竞争，一出国门，就失去了国内的“保姆”，难以立足。所以，中国要想借鉴印度模式，就应该进一步改善市场秩序，作到真的的公平竞争。否则，仅靠目前这种“衬衫经济”很难维持长久的繁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