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唤藏獒精神

　　记者：有媒体说，《藏獒》是一部借“獒性”呼唤人性的小说。作为作者，您也这么认为吗？

　　杨志军：这里所说的“獒性”是指“文化獒性”，獒性是对狼性的反动，也是人性指标的另类显示，是我们极端缺乏的道德良心的体现。我写藏獒，确实有一种用动物启蒙人类的冲动。就像我在书中所写的那样，藏獒具有高贵典雅、沉稳威严的仪表，具有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风格，具有大义凛然、勇敢忠诚的精神。这样一些品质，实际上是我们人类的优秀分子自古以来就孜孜以求的，也是人类很容易丢失的精神财富。我写藏獒，其冲动就是补缺，补缺人类道德精神在物欲横流中被磨损被销蚀了的那一部分。

　　记者：我想知道，您如果面对那些没有读过《藏獒》的人，您会向他们怎么推介这部作品？

　　杨志军：它是陌生的，它是好看的，它是崇高的，它是童话的。它表达的是消除仇恨与报复，呼唤和平与友善的愿望；它靠拢的是善与恶、爱与恨、生与死的文学母题。它让弱势人群在感情上有所依靠，让所有喜欢狗的人理性地知道自己为什么喜欢狗，让失去和谐的人际关系变得充满温情，让阴暗变得明朗、让失去平衡的心理找到安慰，哪怕是虚幻的安慰。

　　《藏獒》与《狼图腾》

　　记者：《藏獒》出版后，大家都在说它已被推上了《狼图腾》的“对立面”。您读过《狼图腾》吗？你怎么看待它的畅销？

　　杨志军：我读过《狼图腾》，它是一本有个性、有生活、有悲悯的人道思想和忧患意识的作品，作者讲的并不是狼的成功和胜利，而是狼作为自然的代表和草原的主宰，无可奈何地走向消亡的悲剧过程，是人和狼矛盾又统一的关系史。可惜人们看不到这一点，看到的只是狼的凶残和吃掉弱者的方式，并在无限夸大之后当成了楷模。而且，那些由偏见衍生的所谓的狼文化，更是一堆人类的精神垃圾。我希望它70万册的销量能让更多的读者变得更加聪明，能让更多的人流下草原生态惨遭破坏、狼群狼种走向消亡的眼泪，而不是产生狼吃羊的亢奋。

　　《藏獒》的出现，藏獒的懿行美德的发觉，或许能够让人清醒地意识到：关于“狼道”、“狼经”的现代崇拜完全违背了人们的普遍愿望，违背了人性公德，它是极端利己主义的一种宣泄，是市侩哲学的一次喷溅。

　　记者：有人认为《藏獒》在文化意义上是向《狼图腾》发起了挑战。您是不是也觉得这是一场挑战？

　　杨志军：作为文学，这两部作品各有所长，可以互增互长，藏獒和狼都可以自成一体，跟谁也没有关系。但作为文化，它们却是冰炭不容的。狼文化是霸者的文化，獒文化是平民文化，是弱者的文化。弱者需要保护，找谁呢？找藏獒。藏獒在这里是一个公正道义、舍己为人的符号。对那些不得不做羊的人来说，他还有两种比较可靠的选择，一是寻求藏獒的保护，二是慢慢地让自己变成藏獒，来遏制狼道的横行，而不是心甘情愿一辈子就做一只可怜兮兮的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