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线城市的城市环境，产业功能配套以及开发的综合成本相对低，它变成了投资的最佳临界点，一般来说50万人口的城市是最舒服的，城市的功能基本完善，二线城市就是生态型、创业型、生活型的城市。这种城市的综合性的优势就得到一定的展现，资本的积聚，中国的民间资本开始发育，民间的一些中小资本进入大城市的门槛比较高，进不去，而在二线城市可以找到很好的投资机会，所以这些中小资本在二线城市非常活跃。与此同时，国际资本也开始向二线城市延伸，所以它的发展前景非常看好。
记者：这两年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城市规模也越来越大，类似武汉、南京这些二线城市提出要建设大武汉大南京等等，请您谈谈这种理念是否合理？
石培华：从主观上讲，既然是二线城市，它肯定想有所突破，发挥更大的作用，它肯定总想往大了去做，任何有发展潜力的人或是城市，都会有做大做强的冲动。
从客观上讲，随着二线城市的吸附能力越来越强，周围也会给它一定的条件和资源，让它做强做大。
但在做强做大的过程中，有几个问题是应该注意的：做大不等于做平，二线城市应当避免走一线城市的老路，它应该形成一种新的城市体系，它可能要走一个组合集群、城市群落的路。它要避免同一的、同质化的摊大饼似的大城市的发展的路。它要走的是集群化、群落化的，这样才可能有一个和谐的区域环境。
做强不等于做霸，二线城市的发展要有层次有分工，这样才会有和谐的区域关系，现在的区域关系更需要通过市场化和共鸣和谐的理念来处理，以前的区域关系可以通过行政命令来调节。现在更多需要的是协作，现在这种平等和谐的理念要逐步建立，生态群落的模式要进一步强化，相互分工协作的产业关系要进一步梳理。
记者：随着二线城市的发展和规模的扩大，人口也将急剧膨胀，二线城市如何面对城市日益严重的人口压力、环境压力、生态危机和工业化追求的经济效益的矛盾？
石培华：对二线城市而言，要做到以下几点：一要节制，这就需要研究一个城市的生态底线和根脉在哪儿，不能破坏了城市的根脉，要坚守城市的底线。比如说这个城市抗震荡的能力，产业对人口的吸附能力，交通和重要的基础设施对人流和经济流的承载能力。要制定一些约束，比如说水的约束，土地的约束，交通的约束，管理的约束。
二要学会创造新空间，提高城市的能级。城市能级的提高要通过产业进行升级和空间优化、工业服务能力的提升来实现。比如486的电脑升级到586，就能装更多的软件，玩更多的游戏。
三是要协作。自己无法消化的产业或是投资可以介绍给其他的城市，不为所有，但为所用。
记者：对于吸引外资而言，虽然二线城市的劳动成本比北京、上海低，但它们不能永远依赖这种优势。中国内地的成本更低，而缅甸、柬埔寨等国的成本甚至比整个中国都还要低，二线城市如何面对这个挑战？
石培华：长江后浪推前浪，总有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城市出现，城市自己要进步升级，不能总停留在用低成本的劳动力来吸引资本的水平上，让出空间让其他小城市发展。但让出空间不代表自己无所作为，它获得了其他的空间，比如金融、科技、创新、商贸这些空间可能被它占据。
记者：二线城市还有多大的发展空间？它最终发展的形态是什么？
石培华：在10年，20年之内，二线城市会起到一个主打的作用。毕竟中国要崛起，一定要靠很多个二线城市的发展，而不仅仅是几个超大的城市。二线城市在国家的区域板块中会起到领头的作用，成为区域板块的领头羊之后，这些城市会参与到国际的竞争和合作中，中国的大国崛起就是要靠这些一批一批的城市顶起来。
我想二线城市最终的形态应该是：多元化。二线城市不可能是一个，而是许多个；集群化。二线城市的崛起会带动周围一批小城市的发展；百花齐放，各具特色，二线城市不会都是同一张面孔；更人性化，注重生态，它应该会更舒适，更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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