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美长到有桌子那么高了，能蹦两米多，长成了完美无比的狗。他和大驴——一只来自欧洲的圣伯那犬开始了恋爱，大驴发情的时候，多美整天围着她跳桑巴舞。结果他们杂交了一把。圣伯那是阿尔卑斯山上一座修道院培育的救生犬，每年雪崩时候，他们脖子上挂着威士忌小瓶，到处刨那些被雪埋起来的人。这种狗温顺之极，喜爱孩子，我儿子是骑在她背上长大的。圣伯那犬叫“大驴”，因为她长得像驴。
小狗仔生下来之后，多美一看转身就跑，对他已成父亲这一事实显然没有心理准备。多美和大驴的孩子们既有藏獒的凶猛，又有圣伯那的教养，我们留了一只还叫格勒，为了纪念我在西藏失去的那只狗。
不幸的是去年冬天，多美、格勒都得了犬瘟热，医治无效，英年早逝。多美享年只有三岁，格勒享年只有一岁，可叹我们的缘份太浅！犬瘟热是一种非常可怕的病，得病的狗几乎都抽搐而死，病毒吞噬了他们巨大的躯体，很多人劝我让他们安乐死，但我发现，只要稍有一点缓过来，他们就挣扎着吃东西。最后，家里人他们都不认识了，却依然认识我，每次见到我，虽然已经动不了，尾巴还在轻轻地摇晃。我想，我没有权利结束他们的生命。
有一天夜里下了大雪，格勒拼命地挣扎着爬出小屋，他爬到几十米外的大门口发出了撕心裂肺的哀鸣，我起来把他抱回他的小屋，第二天早上起来，他一半在屋里，一半在外面，躺在雪地上死去了。我突然明白，动物不愿死在自己家里，他要用尽最后点力气哀求主人把门打开，让他消失在茫茫的白雪之中，即使我这样爱狗的人，也不全懂动物的心思，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多美、格勒相继死去，我把他们埋在自己家院子的树下，我心里想，生命一定是有自己特殊的方式在互相转换，多美已经变成了树神，护佑着我们。
多美、格勒死去之后，孩子们非常伤心，巴伽活佛又给我们寄来了一只狗。
现在是商业社会了，只要花钱，狗就可以堂而皇之地坐飞机办托运，再不怕过安检了。活佛托人把狗带到成都，办好托运，我们的狗就人模狗样的来到了北京。我们就叫他黑熊。
这只狗活脱是多美转世，连毛病都一样，最爱吃皮鞋，尤其是专吃老二的真皮皮鞋，假冒伪劣不屑一顾。老二的三双皮鞋在一个月内被他全吃光，最令老二心疼不已的是一双约会的皮鞋“花花公子”，搞得老二只能穿平底布鞋。
90年代老干部也不再忌恨革命先烈的旧仇，城里允许养狗了。只是必须交狗头税，城里三千，我们住乡下的三百。而且狗也有户籍制度，狗证比过去的大学文凭讲究许多，上面有名有姓，还有彩色免冠近照一张，性别、种族、出生年月一一俱全，还有大钢印。不过城里不能养大狗，要拿尺来量，超过的狗要被打死。
每到打狗的时候，哭嚎的是狗的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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