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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浩然:依然令人怀念的乡村叙事
2008-02-21 1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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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惊闻浩然先生去世,少年时就读他的作品,印象很深,这里整理一下过去阅读的印象,简要介绍一下浩然和他的代表作品《艳阳天》。 尽管我本人并不是现实主义的狂热拥戴者,但浩然对乡村中国现实的书写,在那个时期无疑是有独到之处的。就是在今天看来,浩然对乡村中国的书写也依然是超出一般的作家许多。那个时代谁也不可能逃脱政治,个人也无多少能耐可以摆脱历史给你的或降临到你身上的命运。厄运逃不掉,幸运也难以拒绝。过后都会说大话,但个人处于那种历史中,只能顾及眼前的安危,谁还有多少精力会顾及到身后多少呢?关于浩然在文革期间的恩恩怨怨,是是非非,有不少研究者或当事者都有文章论及,我这里没有多少直接经验和独门材料,所以我只当他是一个文学史上的一个作家。

    世界经理人文摘[digest.icxo.com]浩然(1932-2008) 当代作家。原名梁金广。河北宝坻人。年少时只读了三年小学,1949年起从事青年团工作。1954年起任《河北日报》记者、北京俄文《友好报》记者、《红旗》杂志编辑。1964年到北京市文联从事专业创作,后任作协北京分会主席。浩然于1956年开始发表小说,出版有短篇小说集《喜鹊登枝》《彩霞集》等,散文集《北京街头》。1965年出版了他的代表作、长篇小说《艳阳天》(3卷本),被改编摄制成同名电影。1972年出版了另一长篇《金光大道》。1974年发表了宣扬“文革”思想的中篇《西沙儿女》和《百花川》。文革后出版有短篇集《花朵集》等,长篇小说《苍生》(获1990年中国大众文学学会颁发的中国大众文学特等奖),以及《浩然选集》等。浩然还出版了多种儿童文学集。浩然长期担任《北京文学》主编,在扶植青年作家方面,做了不少工作。

  浩然的《艳阳天》1964年出版,由于它是文革中被认可的读物,因而构成了那个时期的重要作品。虽然十七年中的那些反映农村社会主义改造与建设的作品也是以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为纲领,但总是在某种程度上写出农村生活的复杂性,如“中间人物”就起了一种缓冲的作用,而且“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也并不太激烈。被称之二条路线斗争的情节线索,还主要是以正面人物来突显出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性,反面人物对社会主义革命和事业造成的障碍与危害也未夸张到极端地步。《艳阳天》则把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完全显性化,代表阶级敌人向社会主义进攻的人,不只是地主富农,而是混进党内、窃取农业社副主任职位的阶级异己分子马之悦。他网罗了一批地主富农,以及落后的富裕中农(如弯弯绕、马大炮)等人,他们对走社会主义道路从来就不满,随时伺机攻击社会主义。地主马小辫、富农马斋则看准了马之悦能在东山坞变天,竭尽全力支持马之悦搞阴谋。小说把阶级敌人写得不仅阴险而且凶恶,他们居然用暗杀手段把萧长春的儿子小石头投到井里残忍杀害。作者把东山坞的阶级敌人的活动,与国内右派分子向党猖狂进攻联系起来,甚至他们与国际上的反华反动势力里应外合,要搞垮中国的社会主义,复辟资本主义。作者对那个时期的农村所谓阶级斗争异常尖锐复杂的描写无疑是夸大其辞,甚至是无中生有,这是当时中国的主导意识形态对社会现实的指认,作者显然是按照这种意识形态的诉求来构造他对中国的社会主义现实的描写。

  政治指认的本质规律给小说叙事提供了基本的矛盾构架,这就象情节剧的模式一样,敌我双方阵线分明,代表社会主义前进方向的萧长春,与代表破坏社会主义事业的马之悦之间,构成了小说叙事的基本对立,小说叙事由此展开了惊心动魄的矛盾冲突。小说由此展开的情节也显得富有戏剧性,斗争的回合一个接着一个,冲突也环环相扣,紧张激烈,峰回路转。小说按照阶级斗争的矛盾来塑造人物形象,萧长春是农村中代表社会主义前进方向并且代表广大群众利益的优秀共产党员,他身上汇集了关于共产党员所有的理想化的品质,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大公无私,时刻想着党的利益和群众的利益,对阶级斗争保持高度的警觉。能在复杂的斗争形势中披荆斩棘,找到正确的道路。而反面人物马之悦、马小辫也都在阶级本质的投射下,被写得阴险毒辣。这些人物无疑具有政治概念化的倾向,它们在相当的程度上是阶级斗争观念的传声筒。

  当然,任何写下的文学作品都会有它的独特意义,尽管《艳阳天》打上了那个时期鲜明的政治烙印,意识形态的意义表达得过于直接明确,但它依然可以作为那个时期的意识形态最具有代表性的文本加以理解和分析。另一方面,文学作品始终具有超出意识形态的东西,始终具有不能被政治化的东西,或者说它始终要以自我分裂的方式去表现时代的意识。正如纯粹的为艺术而艺术的作品总会沾染上政治性,总会落入社会意识的陷阱一样;过度的政治化的文学文本也会具有某种文学性溢出政治的樊篱。文革期间我也就十来岁,在少年时代读《艳阳天》而有非常生动的感受。虽然我们少年人也感同深受政治意识形态,但那种东西毕竟是我们的经验和理性还无法认识其奥妙的东西,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对于我这样的出身不好的少年来说,就象是一种恐怖传说,那是一种超自然的力量。在文学作品中,也会认为那不过是超自然的力量,因而,也可以直接的文学感受去体会那其中的文学的生动性。

  如果抛开阶级斗争的模式建构的故事,《艳阳天》还是有它作为文学性存在的艺术特色。首先是它所具有的那种乡土生活韵味和生活细节的准确性和生动性。雷达认为,《艳阳天》是个奇妙的混合体,具有奇特的双重性:一方面是政治理念支配了作者的艺术构思,使作者难以真正从历史文化的高度审视中国农民的命运,因而相对削弱了生活真实的深广度;另一方面,在人物的行为方式、性格特点、情感方式和语言方式上,又确实具有真切的生活韵味,这是作者“化”(“工农兵化”)得较为彻底,忠于生活的表现。 雷达解释了一部政治概念化非常严重的作品,如何具有艺术上的效果。文学作品的这种双重性是可能发生的。人物的形象刻画固然有其概念化的一面,但也有非常传神、富有个性的一面。萧长春隐忍不发、坚强不屈的个性,在那个时代无疑是一种人格榜样,焦淑红的美丽温馨,她告诉萧长春儿子管她叫“姑姑”而不是“姐姐”这样的细节,马立本的分头也很有幽默感。小说写道马立本做着美梦与焦淑红约会,结果在黑暗中嘴巴湊上去,却碰到了一张长满络腮胡子的脸,那就是焦淑红父亲的脸,这些细节都非常生动有趣。写出乡土生活的那种朴实性和生活浓重的泥土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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