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小说写出了农村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国家政治对家庭伦理的深刻冲击。小说有一段落描写了韩百安父子的对话，写道因为父亲私藏粮食，儿子对父亲的“自私落后”非常不满，小说描写道：

　　一对眼里燃着火，一对眼里结着冰，两对眼睛对视了好几秒种。儿子像打雷似地开口了:“您办的好事，您真是揭不开锅，没粮食吃了?”韩百安自知理亏，第一次在儿子面前表弱。他在嗓子眼里挤出几个字儿:“我，我为你呀!’儿子跳着脚说:“为我，您就这个样子为我呀?得啦吧，您算把我毁了。”这句话像冬天的西北风，噎得韩百安倒憋一口气，他感到一阵揪心疼，老眼里忽地飘起一层泪水，声音发颤地说:“满头，你，你这是什么话?我，我可是不容易呀!”儿子说 : “您不容易，谁容易呀?您一点路子都不给我留，总是这样瞎闹哄，让我怎么出门，让我怎么见人呀!韩百安朝门口看看，朝后墙看看，搓着手说:“小声点，小声点，镲”儿子反而把声音提得更高了，惟恐别人听不到:“小声干什么，光荣事还怕别人知道哇!韩百安急得跺脚:“哎呀，你有话说，我听你的不行吗?你总得顾全点镲”儿子喊道 :“也不算我不孝道，您不顾全我，我也不能顾全您了!’韩百安扑上去，扯住儿子。他哀求着:“满头，满头，上有天，下有地，我这当爸爸的，一辈子没有做过一件对不起你的事儿。你不看活的，看死的，你放过我这一回吧。”儿子一甩袖子，还是走了。他已经穿过屋地，走到前院，再有几步，就到了砖门楼，出了砖门楼镲天哪，那两布袋小米子就归了公。那是韩百安瓤里攒，碗里积，嘴里省的，一粒一把，他都摸过来了韩百安跟头翅超地追到前院，使大劲抱住了儿子的胳膊:“满头，满头，你还让我怎么着，要我好看呀?你要让我给你跪地下磕头呀!我给你跪下行不行?”

　　这是因为父亲韩百安从嘴里省下的口粮，儿子要进步，把粮食送去充公。为了集体的利益，父亲的尊严爱心都变得无足挂齿。家庭伦理在这里完全被置于国家政治之下，没有任何保留的价值。小说当然不可能是时代原本的记录，但反映了那个时期人们的认识态度，这里的描写具有令人惊惧的真实性，特别是对父亲的描写，在当时的语境中，那可能是一个可怜的落后的父亲，但从作者对父亲韩百安的那种声泪俱下的恳求也可看出，浩然对父亲隐隐表达的同情。在这方面，作者或许是无意识的书写，或许作者还是站在主导意识形态立场，但都有着相当惊人的深刻性。其实，小说中不少地方都写到革命与“家”的关系。小说的开篇就是萧长春死了媳妇，他是一个光棍儿，虽然这也是为他一心扑在革命工作上打下前提条件，但也是以“家”的形式切入小说叙事。一开篇就是父子关系，萧的媳妇亡故，这里就没有家中的儿女情长，但却有父子关系。尽管小说中萧长春与焦淑红的暧昧恋爱关系始终是一个亮点，是吸引读者的有限的佐料，但都不如父子构建的家庭伦理关系来得深刻和充分。另外的例子如，萧长春挨了马连福的骂，萧父萧老大就给马连福的父亲马老四脸色看，在革命的关系中，家庭伦理始终在起着情感的和日常的支配作用。马老四早与儿子分家另过，这里面的矛盾也透视出乡村家庭伦理的传统矛盾依然严重。中农户马连升很会摆弄自己的日子，生活比别人高出一筹，看不起邻里，但膝下无子，这又是他低下头的主要原因。乡土中国的家庭伦理在社会主义革命和改造中依然根深蒂固。父与子的关系在这部作品中被表现得相当充分，这是革命文学包含的奇怪矛盾，因为男女爱情不能被充分表现，父子关系构成了革命文学阶级关系的基础。而革命在这样的关系结构中，却是深陷入中国传统的家庭伦理中。在这样的作品中，阶级斗争模式有时只是外在套路，而在故事内部中真正起到人物连接关系的脉络以及决定人们之间的情感活动的事项，更主要的是那些家庭伦理关系。这也就是这类政治性的作品，依然不乏引人入胜的文学性韵味在其中的缘故。

　　其三，小说叙事的共时性结构。革命历史小说历来有较大的时间跨度，而这部小说却把故事的时间限定在很短的时间跨度中。小说叙述按照时间顺序来表现东山坞农业合作社麦收时节十余天时间里发生的故事：就故事的基本线索来看，故事错落有致，横向插叙运用得自由灵活，时空转换相当自然，小说在平面里展开，时间的共时性展示不同人物在不同地点的活动，这使小说叙事显得紧凑而大气。小说第二、第三卷也采用同样的时间结构，第106至110章叙述的故事时间几乎也共时性。这种横向展开的共时性结构使小说的生活面得到空间上的拓展，人物的关系更加密切，更加内在地结合在一起。也使那个时期的农村生活面貌，北方农村的风土人情，人伦习俗得到极大的表现

　　浩然文革期间还著有《金光大道》，其意识形态色彩与他对生活的描写力也可以做到平分秋色，在文革期间一度成为有影响的作品。这里就不多加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