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饱受争议的技术专家，一个被舆论热捧或质疑的明星企业家，一个熟谙政府心理的投机家，一个在转型中国如鱼得水的冒险家，如今一审获刑12年。对这一判决的不同认识，正涉及现存法律和市场制度中的规则边界。对于顾雏军当年所坚信的“潜规则”而言，这些“规则边界”的确立，正是市场制度从“潜规则”走向“显规则”的必要路径

　　今年1月30日，因收购科龙、美菱、亚星等一系列上市公司过程中的违法操作而被捕的“资本枭雄”——前“格林柯尔系”掌门人顾雏军，终于迎来了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一审判决，此前他已经在看守所里为这个结果等待了2年半的时间。

　　在近1000天没有呼吸到自由的空气之后，出现在庭审现场的顾雏军头发花白，表情平静，但下垂的嘴角依旧掩饰不住昔日倔强不羁的个性。当天，顾雏军因虚报注册资本罪、违规披露和不披露重要信息罪、挪用资金罪被判有期徒刑12年，执行10年，并处罚金680万元。同案的另外8名被告中，除曾俊洪被判无罪外，亦分别获刑一至五年不等。

　　比判决结果更重要的，是法庭在长达193页的刑事判决书中，第一次详尽披露出顾雏军在一系列重大收购中的资金来源及运作手法。

　　这一关键证据的出现，不但使得此前市场中的诸多猜疑与推测水落石出;而且从一个侧面展示出了在市场规则尚未完善的今天，缺乏监督的资本是如何与政府管制的“潜规则”相结合，侵蚀着社会与公众的权益。

　　奇怪的是，最初顾雏军被查却全然不是因为这样的罪名，这也是他始终觉得有人陷害他的原因。

　　两年前，危机乍现

　　2005年7月29日下午，顾雏军在北京首都机场被警方带走，这是他最后一次出现在公开场合。据知情人士向记者透露，在那之前顾雏军已经很久没有回科龙了，“他怕被抓，有一次走到半路又不敢去了。”

　　在被捕前几天，顾雏军终于回了一趟科龙。那天一早，顾雏军首先到科龙开会，当时由于各金融机构收缩贷款，科龙已经陷于停产状态。顾在会上表示准备转让广东格林柯尔股权以解决科龙的资金困难，希望大家保持信心。

　　但在私底下，顾已经知道，退出科龙是唯一的结局。当天下午跟镇政府进行了短暂的沟通后，顾雏军回到宾馆向身边的人说道：“我们回深圳吧，科龙卖就卖了。”“他那个人中气特别足，平时从来不会轻声说话，但说这话时他已经完全泄气了，声音轻得几乎听不见。”一位当时在场的人士向记者回忆道。

　　或许顾雏军认为失去科龙已经是自己人生最大的失败，或许他以为自己愿意出让科龙股权就算是跟政府“摆平”了此事，总之从随后的行踪来看，顾似乎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即将遭遇的命运。

　　第二天顾雏军到深圳参加了一个重要的银行会议，当天下午飞到湖北跟省政府讨论收购襄轴的事宜，湖北谈完又飞上海，29日下午从上海飞回北京，随即被捕。

　　随后几天，与本案相关的其他被告人分别被捕，其中科龙电器原副总裁严友松在29日被捕当天，还在跟海信的周厚健等人讨论科龙转让股权的具体事宜。

　　据知情者回忆，被捕后的顾雏军第一次见到前来探视的委托律师时“暴跳如雷”。在一个多小时的探视时间里，顾滔滔不绝地控诉自己被陷害，“律师自己没说上几句话，全让顾说了。”

　　在暴怒的间隙，顾雏军依然做出了一项事后证明“非常明智”的决定：通过律师委托全国工商联全权代理科龙股权的转让事宜。正是由于这项委托，在随后两年多时间里，尽管“格林柯尔系”分崩离析，但顾雏军通过广东格林柯尔所持有的科龙股权，依然能够以9亿元人民币的价格最终转让给了海信。

　　但身在看守所里的顾雏军，能够对外界所发生的影响也仅此而已。随后一年多时间里，包括香港格林柯尔在内的“格林柯尔系”冰消瓦解：尚未完成收购的襄轴宣布解除股权转让合同;亚星汽车和美菱电器分别被当地政府以诉讼和回购等方式收回股权;加上海信收购的科龙电器，顾雏军在国内苦心搭建的“格林柯尔系”至此崩盘。

　　与此同时，顾氏赖以“起家”的香港格林柯尔也在一系列外部诉讼和内部矛盾中濒临解体：由于2005年中报难产，公司于当年8月1日停止股市交易，并于2007年4月被香港创业板上市委员会注销上市地位。在顾案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天津格林柯尔，也于2007年4月被法院将其位于天津经济开发区的7万多平方米主厂房以5600万元价格拍卖。

    世界经理人文摘[digest.icxo.com]实际上早在退市和被拍卖厂房之前，香港格林柯尔就已经陷入解体状态。一位公司内部人士告诉记者，由于顾在公司管理上的强势和独裁风格，香港格林柯尔在上市后并没有建立起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顾被捕后，各地分公司很快陷入“各自为政”的状态，生产和销售也因此中断。

　　此时，顾雏军正在看守所内构思着一份又一份的举报材料：从被捕到判决，顾雏军始终不承认自己犯了起诉书中的任何一条罪名，并一次又一次地对外声称自己是被一个巨大的“利益集团”阴谋陷害。为此他不惜在被捕一年后的庭审期间以绝食相逼，要求法庭向媒体公开庭审内容及自己的举报材料。

　　顾雏军的“被害妄想”

　　2006年11月7日，由于追加指控和被告而被数度延期的顾雏军案在佛山中院正式开庭审理。由于公诉方提供的大量证据需要质证，因此庭审分为质证和法庭辩论两个阶段：在完成第一轮质证后，12月12日法院再次开庭，进入法庭辩论阶段。

　　就在第二次开庭时，因为摔伤而坐轮椅出庭的顾雏军突然向法庭提出三项紧急申请：一是要求法庭允许不少于20家媒体旁听公开审理;二是申请法庭公开本案全部材料;三是将他给有关部门的公开信作为证据，并予以公开。并声称若不获准，将从12日起绝食。

　　这一戏剧性的转折立即引起了众多媒体的关注，而在行动的背后，则是顾自身“被害心理”的一次充分表达：他认为一个势力几乎无所不达的“利益集团”不仅要控制审判，而且还要向外界掩盖真相。

　　此后的判决及庭审资料显示，顾雏军及其辩护人对于公诉方起诉的四项罪名——虚报注册资本罪、违规披露/不批露重要信息罪、挪用资产罪、职务侵占罪——所涉及的事实部分大都未予否认，但均认为不构成刑事犯罪。

　　但是顾真正认为自己被“陷害”的理由，则并不存在于公诉方的起诉范围之内，而是早在2004年底由广东省证券监管局出具的一份询问函，调查科龙电器是否从广东发展银行开出一份2.76亿美元的担保函。

　　尽管科龙电器3天后即正式回函并无任何2.76亿美元的担保，但此后多家银行对科龙收缩信贷，以及中国证监会于2007年5月10日对科龙正式立案调查等一系列事件，使得顾雏军坚信这“子虚乌有”的2.76亿美元担保，正是“利益集团”为了迫害自己和科龙电器而抛出的伪证，其目的是为了让科龙资金链断裂，并最终从自己手中夺走上市公司。

　　沉湎于被害心理的顾雏军似乎没有意识到，早在2001年他收购科龙时媒体对格林柯尔的质疑，2004年“郎顾之争”中郎咸平对顾收购国企手法的披露，以及他借助科龙电器这一平台对美菱、亚星、襄轴等上市公司狂飙式地收购，就已经引起了市场、媒体及监管层的高度关注。

　　在这种情况下，2004年年中依然盈利，却在年底报出六千余万亏损的科龙电器被监管部门调查，实属情理之中。而在2005年4月由广东、江苏、湖北以及安徽四省证监局展开联合调查后，本案被告人之一、时任科龙电器副总裁的严友松对媒体的解释，也明显比顾雏军的“迫害论”更符合逻辑。

　　据严友松表示，中国证监会在2004年初已经对格林柯尔系四家上市公司进行了一次“特殊”的巡检，他认为此次巡检的原因，一是因为2003年德隆案爆发后，监管机构更加关联公司利用担保、贷款等方式收购上市公司的问题;二是因为2004年的“郎顾之争”引起了监管部门的关注，因此对格林柯尔系公司“特别关照”。

　　并不复杂的事实和道理，却似乎仍不足以打破顾雏军的“被害妄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