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纪实：南街村真相:红色亿元村发展靠贷款欠债十亿

　　据此，有人断言：一个乌托邦的理想终于撑不住了。而最早发现南街村集团已经实行股份制的《第一财经日报》记者石玉则用了一个盖棺定论的词：南街终结。

　　果真如此吗?多少的中国农民曾经为有这样一个“神话”般的村庄而艳羡不已，多少忧馋畏饥的老百姓为南街村人民的衣食无忧而遗憾自己为什么就不是南街村的村民!对于一个早早实现“按需分配”模式的理想社会，即便是它有一些问题，又关乎老百姓的什么事情呢?自古以来，没有国家扶持的村庄能够富得起来吗?对于一个资产数十亿的村办企业集团来说， 欠债十余亿难道不是很正常的吗?试问，哪个号称“小康”的村庄没有欠国家的债?哪一个企业在发展的过程中没有任何的问题?或许真是应了“木秀于林、风必吹之”的那句话，吹毛求疵的新闻或许总是喜欢“鸡蛋里挑骨头”的，否则这样的负面报道因何频频见诸报端?

　　南街村的成就是国人有目共睹的，问题出就出在“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精神的力量是无穷的;集体经济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光明大道;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的南街村经验上面，既然“集体经济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光明大道”，为何偏要给传统集体经济组织套上了一个现代公司制度的帽子呢?而且自然人股东全是南街村的相关负责人。这或许就是南街村人的失误或者某些媒体关注的焦点。

　　诚如中国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教授仝志辉所说，南街村“改制”所暴露的问题，“是传统的集体经济组织与现代企业制度不对接的问题。”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和现代企业制度的相关变化，有多少的“改制”现象存在，为何独独南街村集团就不能该呢?

　　自然人股东对集体股东的置换，在法律上，意味着一场“化公为私”。河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企业处一位负责登记的工作人员在查询后说，“南街村集团原来的集体股东变更为有自然人股东在内的股权结构，在程序和法律上是完全合法的”。不过，对一直因走集体路子、生产资料公有的南街村来说，法律上的合法在意识形态与舆论上却遭遇了空前的压力。其间的象征意义要远远大于实质意义。对此，我们不仅要问，果真是象征意义大于实质意义吗?

　　和曾经在中国大地上风云显赫的大寨、华西村、刘庄等不一样的是，这个新兴的村庄不仅仅实现土地等生产资料的公有制、集体劳动、供给制与按劳分配结合，而且还将一系列原本已经从中国大地上消失的举动重新搬回：每日清晨，村民们在《东方红》和每天下午的《大海航行靠舵手》的乐曲中齐齐走进工厂，齐齐走出工厂;经常开展思想批斗会;领导与职工同工同酬，就是作为南街村党委书记的王宏斌(称呼是“班长”)，也坚持每个月只拿250元的工资。 所以如今通过股份制，将原本归属于集体的资产一一细分到领导层的个人名下，这就是问题的症结所在。但笔者的疑问在于，改制究竟只是一种形式，还是实质上的“私有化”呢?

　　据《中国新闻周刊》记者称，虽有河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材料的铁板钉钉，面对媒体，南街村却仍然保持着高度的一致：南街村永远不会搞私有化!在记者对众多村民的采访中，也没有村民相信，南街村已经改制。而南街村没有发生任何变化：整个管理和分配与股权的多少并无关系，就是管理层也仍然和所有的村民一样享受着同样的住房，同样的生活标准，而且企业管理者的调动，党委和集团“说调就调”。财务处处长黄国祥告诉记者，集团内部有着共同的约定，是没有人可以实现法律意义上的改制，将集体资产纳入个人腰包的。那么2004年登记变更时，法人的变化又是怎么来的?当时的具体经办人，时任党委办副主任、现档案馆馆长王洪凯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只是变更时，河南省工商局企业处工作人员说，南街村集团应该有自然人的股东，所以就那么填了。

　　传统的集体经济组织，追求的是集体共同利益，而现代企业制度，追求的则是产权清晰。 按王洪凯的观点，南街村2004年工商登记发生的变更可以这样看：原本一家人创业打下的江山，创业时每个人都发挥了作用，很难说哪个人贡献多少，但是到做工商登记时，就必须具体到每个人多少股份。不过与家族企业不同的是，家族企业有长幼尊卑秩序可作参照，而在南街村，越是管理者越要通过自身的牺牲与奉献来赢取自身的威望，对利益是避之不及的。

　　因此，笔者认为，南街村的“改制”只是模糊状态下的一种现代化形式，而绝非真正意义上的“私有化”，更不是有些人所说的“红色终结”!

　　或许，“改制”表格中所填的自然人股东不是南街村的相关负责人，而是一般村民，可能就不会出现这样或者那样的闹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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