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宁陕县广货街镇民政干部谌太林为迎接上级检查，雇人将一名重病乞丐拉到邻县柞水县遗弃。商洛市中院日前作出终审判决，该干部犯玩忽职守罪，被判处有期徒刑2年。(3月2日《新京报》)

    世界经理人文摘[digest.icxo.com]从制度上讲，我们国家已建立流浪乞讨人员救助制度，但是，限于县乡级财力，在许多地方这一救助制度仍只停留在纸面上。因此，将乞丐“扔”到别的地方去，是各个地方对付检查的“潜规则”，尽管谌太林被判刑可能会让他们更加谨慎一些，但这一“潜规则”并没有因为谌太林被判刑而终结。

　　弱势群体的谋生方式往往与脏、乱联系在一起，都可能影响城市的观瞻，影响官员的政绩。不过既然政府无法保障他们的基本生存，就应当尊重他们自己的选择，为他们划出一块生存的地盘，当然为了维护城市的秩序，可以进行有序管理。但是在现实中，多少城市管理者能如此宽容呢?

　　当今世界，许多国家的政府纷纷推行各种政策，为国民提供最低生活保障。限于财力，我们不能奢望国家能完全保障每个公民享有“免于匮乏的自由”，但是，“尊重与保障人权”同样写入了中国的宪法。尊重人权，首先就是要尊重人有基本的生存权利。所以，我们至少希望官员能尊重每个公民自己用不违法的方式生存的权利。如果你不能保障乞丐的生活，至少你得让乞丐自由行乞;你不能让下岗工人都衣食无忧，至少让他们有一块地方摆摊，自己保障自己的生活，仅此而已。

　　换句话说，我们希望政府能用积极的手段来保障公民的基本吃喝、住房、教育、医疗保障，如果政府无法完全做到这些，至少应当消极地不阻止公民自己用各种方式去谋生，不能出于“美观”、“整洁”的要求而“嫌贫”，而剥夺穷人的生存权利。保障公民生存权利，需要政府的积极有所作为，也需要政府的消极有所不为，某种意义上后者甚至更为重要。“宁陕扔乞丐”事件的恶劣性不仅在于一个政府官员放弃职责进行救助，更重要在于让乞丐失去了自救与他救的机会。

　　只有尊重和保障每个人的生存权，只有政府官员摒弃“仇穷”观念，不仅积极让每个人享有“免于匮乏的自由”，而且保障每个公民拥有自救的权利，我们才可能避免扔乞丐的惨剧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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