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钉子户”的产生与官僚主义、公众参与缺失等因素有关，而近些年频繁出现于媒体，则与公众权利意识普遍高涨有关。

　　27日晚，广州黄埔石化南一街地铁工地灯火通明，而那幢绿色的钉子户依然孤独地屹立在地铁工地上。据悉，为了避开这一“钉子户”，广州地铁五号线改变文冲站的施工方式，将明挖改为暗挖。(11月28日《南方都市报》)

    世界经理人文摘[digest.icxo.com]尽管如此，不论是广州地下铁道总公司还是“钉子户”，都认为自己输了，而法学专家周林彬教授认为：地铁公司避让被拆迁户的行为值得赞赏，符合《物权法》确立的尊重私人财产权的精神。但地铁工程延期实际上是对公众利益的损害。

　　那么，我们如何在当下的语境中认识“钉子户”呢?事实上，早在重庆“史上最牛钉子户”事件中，就有人就提出，这次事件带来了远大于一个拆迁纠纷本身的社会成本，是一桩典型的市场失败行为，存在严重的负外部效应。

　　就本则新闻来说，似乎也验证了这点。那么，是不是就应该彻底杜绝“钉子户”的出现呢?

　　毫无疑问，如果每个社会成员都对政府讨价还价，追求无限度的经济补偿，那么协调成本、交易成本必定过高，许多效率问题根本无法解决。例如日本为了动迁几户人家，花费了数十年，最后还是只能道路改线。

　　但是，笔者以为，应当在更广阔的社会视野下看待当下我国出现的“钉子户”及其选择。客观地说，这是社会进步的一种表征，如果放在几十年前，恐怕是不可能出现的。

　　要正确认识“钉子户”现象，离不开对其出现的社会背景的考察。笔者以为，在我国，“钉子户”的产生与官僚主义、公众参与缺失等因素有关，而近些年频繁出现于媒体，则与公众权利意识普遍高涨有关。

　　传统行政体制的设计，应该说没有给社会公众参与政策制定留有太多的渠道———政策的制定与公众没有形成互动效应，在很多时候难以得到公众的理解和支持。即使在今天，真正能够吸纳民间思想库、各种利益团体、法人组织和公民主动参与的渠道，仍然是不够的，公众表达自己意志和愿望的要求，常常难以充分、及时地得到满足。这给“钉子户”的出现提供了机会。

　　传统观念认为，政府理性足够公平，能够充分照顾到社会的发展效率与分配公平，政府作为一个组织，其实现的目标较为宏大，而公众则囿于个人利益与眼界，难以超越公共事务管理者的决策理性。但是，“钉子户”的出现，恰恰说明，政府也有不够理性的地方，这是必须正视的。

　　从根本上说，社会是公民的社会，公民是社会的公民，因此，不应对“钉子户”的出现大惊小怪，相反应以积极的眼光看待之，因为这是公民的正常行为。对政府和社会来说，重要的是消除“钉子户”产生的土壤。

　　要消除“钉子户”现象，首先必须增强政府行为的透明度。其次，需要让更多的公众参与到更多的政策制定的讨论中来。再者，制定或完善相关法律，并进行宣传，既可以规范公众的参与行为，又可以提高公众的依法参政能力，让民意体现得更为充分，通过增加公众对政策制定的影响程度，从而增加其信任和支持度。

　　“钉子户”现象是公民追求实质平等和权利的体现。不能只让公民享有抽象权利和形式平等，而无缘享有实质平等和权利———那样，只能导致公民对自我权利“无保护”状态的深深忧虑。正是在此意义上，祛除对“钉子户”的深刻偏见与对立，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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