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体现出市场派经济学家的另一劣势，即在专业上色厉内荏。如茅于轼先生基本上以供求关系理论这一招“吃”遍所有经济难题，一切的经济失调只要涨价或者降价，就能完成调整，市场会自动根据供需做出涨价或者降价的选择。但他不能告诉人们，当面对中国铁路这样的垄断铁老大，当在特殊时段内需求处于刚性时期的涨价，是缓解供需还是垄断溢价?对于自由市场的发展是有利还是有害?可以说，茅先生是将市场化简单化了，这种脸谱式的做法，被大多数人所反对，包括许多市场派经济学家阵营内部的人物。

　　丁学良曾经指出，中国合格的经济学家不超过5人，而另一个屡屡挨骂的经济学家张维迎则被指责为，根本不具备经济学家四个字的起码支撑，无论从论文还是如今的主要任务，都让他离专业经济学家相去甚远。在张维迎与雏恒甫之争爆发后，有记者曾经直言不讳地向他提出了这一问题，而张维迎也变相地认可了。

　　道德上的质疑因人而异，可以用清者自清的办法来解决。当人们质疑厉以宁家族在股市上的作为让厉以宁的股市发言失去客观性与公正性以后，虽然有人提出了茅于轼的小额信贷试验有任志强等企业家捐赠的资金，但这并不是什么污点，不至于被戴上“二奶学者”、“利益代言人”的桂冠。但另一些学家在市场与理论上的表现，确实有违起码的社会公德。

　　要害的问题在于，当市场派经济学家盯着行政权力介入市场的广度与深度时，社会已经因为扭曲的市场所产生的教育、医疗等扭曲的价格而义愤填膺，有强烈的呼声，要求政府干预市场，比如打压房地产市场，以降低房价。在普罗大民与市场经济学家之间产生了尖锐的对立，这一对立来自于此前市场的扭曲。事实上，如中国的房地产业一样，在教育与医疗等领域，从来没有真正独立的市场产生，这样的伪市场必须纠偏，不是向左，就是向右。可惜，市场派经济学家不仅不识时务，还以含糊不清的过激的言论在市场理念上撒了一把盐。

　　最致命的质疑来自于专业角度，在道德与专业上的双重质疑的后果，就是市场派经济学家既丧失了道德优势，也丧失了专业尊严。人们可以因为年龄而原谅茅于轼先生的经济学结构，但不会原谅那些海归的不务正业，或者是不贴近中国现实的夹生洋腔。也许有人会说，左派经济学家的专业素质更加糟糕。确实如此，但市场派经济学家以专业名世，夸耀于人前，而不像左派经济学家那样以煽情为主，所挂招牌不同，人们的要求自然也就大相径庭。

　　从道德、历史大势、专业各方面受到质疑，一些经济学家的挨骂自然在情理之中，不过，这些挨骂者也是社会过失的替罪羊，他们所背负的骂名远超过他们的损害，并且，市场派经济学家在中国改革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也绝不会被淹没。当社会冷静下来后，也就是社会的主要结构性矛盾解决之后，他们会得到理性的评价。

　　透过经济学家挨骂的烟幕，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社会的深层次结构性矛盾，市场与行政的博弈，市场内部的扭曲，以及经济学家与民众同样扭曲的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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