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家宝总理今年“记招”答问的四大亮点

　　温家宝总理在18日上午两会结束答记者问,可谓火花四溅,掷地有声,发人深省，灿烂夺目，振聋发聩，催人奋进，特别是在谈到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模式时有四大亮点：

    世界经理人文摘[digest.icxo.com]第一大亮点:对比当下世界经济，中国自身市场，尤其农村市场的潜力巨大是中国的优势。温家宝评价说“中国经济的基本面还是好的，中国市场的潜力，特别是农村市场的潜力还是巨大的，在发展的过程中有着很大的回旋余地，这是中国的优势。”

　　第二大亮点:加强农业，促进粮食和农产品增长、解决5000万人就业、明显改善生态环境是今后5年内的三大抓手。他强调今后五年“有3件工作必须紧紧抓住：一是大力加强农业，特别是增加农业的投入，使粮食和主要农产品保持稳定增长，使农民收入保持稳定提高。二是继续实行积极的就业政策，5年内要解决大约5000万人的就业问题。三是努力实现‘十一五’确定的节能减排目标，使生态环境有一个明显的改善。”

　　第三大亮点:继续推进改革，包括农村改革、企业改革、金融改革、财税改革和政府自身改革，是经济平稳快速发展的保障。他在讲到建立4大保障体系之后，再次强调：“我们需要继续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更充分地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继续推进改革，包括农村改革、企业改革、金融改革、财税改革和政府自身改革。”

　　第四大亮点:更好地改善民生和改善生态环境、改变社会结构和实现公平正义，是公共财政结构和经济发展方式的着力点。温总理特别谈到公共财政问题，明确表示“要推进财政体制改革，使公共财政更好地进行结构调整和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更好地改善民生和改善生态环境。”他说，“其实一个国家的财政史是惊心动魄的。如果你读它，会从中看到不仅是经济的发展，而且是社会的结构和公平正义。”

　　这四大亮点与“环鄱阳湖生态文明实验区”的申报与建设有直接的关联。这就是试验区的不同于现有特区、新特区、试验区的着力于重建农业(优势)、复兴小城镇(生活与就业)、改变生态结构和转变政府职能之处。

　　我不能不再次强调：在自然环境和国际环境的约束之下，中国的现代化之路已经无法复制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的工业化之路，必须避免“后发劣势”，发挥“后发优势”，以探索新的发展模式。胡锦涛在17大报告中提出了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首次把“建设生态文明”这一理念写进执政党的行动纲领，从而把转变发展模式再次提升到新的文明形态的实践高度。

　　从狩猎采集文明、农耕文明、工商文明、生态文明的历史轨迹来看，中国现在的成就和问题都出自近代以来中国固有的农耕文明与西方的工商文明的遭遇战，以及对于工商文明的被迫选择。作为工商文明的后发国家,把中国固有的“谁战胜谁”的斗争哲学加以西方话语形式的包装，在“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的危机感的驱动下，进入状态。过去30年，中国在与世界工商文明运行机制接轨的方方面面，都取得了巨大的进步。我的理解，改革开放30周年的过去现在进行时——从“逼上梁山”的因势利导，到“华盛顿共识”的误导，从“北京共识”的误区，到建构和谐社会、实现全生态文明的梦想——如今，无论是温家宝在开场白中讲到的“经济平衡快速发展”、“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要有新的突破”、“推进社会公共正义”、“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还是他最后集中回答新时期解放思想特别强调的“继续破除迷信”、“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独立思考、批判思维、创造能力”，都需要在观念上继续超越斗争哲学，超越工商文明时代的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争，超越所谓新左派与自由主义之辩，超越GDP与绿色GDP之博弈，实行人与自然的和解、人与自身的和解，实行共产主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和解，以进入建设公共正义的全生态和谐社会，进入与生态文明相适应的共生主义发展阶段。

　　有人说，21世纪的政治家需要远见、勇气和慈悲心。那么，在行为(心理)规范上看，你认为什么是远见、勇气和慈悲心?我的理解，就是良知。具体说，就是良心、良知、良能三位一体。这是中国人的世俗上帝。

　　那么，从这里出发，再具体到当下社会生活中，应当如何理解?有这样三个动态进行过程，即：个体生活动力上的发动良知、发现良心、发挥良能;社会生活水准上的文明建设、文明创新、文明运作;社群生活方式上的和解共生、合作共生、和谐共生。

　　关于中国发展路径问题，2005年以来，我看过一篇文章归纳说，举国上下都有一个共识：当下中国亟需一场精神重建;但是以什么理念来作为精神重建的路径，却至今达不成共识，哪怕是“重叠共识”。那么，这里表述的“良知、文明、共生”可望成为一种广泛接受的理念和路径吗?作为一个关注现实的思想者，我当然希望有这样的现实效应。从经济生活、政治生活、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都需要体现这一理念和路径，比如我说的“政治改良”，即用良知改变国家政治生活中不合理的现状，因此，这里的改变具体包括三个层面：一是从政治决策(心理)层面开始发动良知，发现良心，发挥良能;二是从政治体制机制(制度)层面开始文明建设、文明创新、文明运作;三是从政治生态(价值)层面开始和解共生、合作共生、和谐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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