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有说法曰“打蛇打七寸”。写《儒林外史》的吴敬梓老先生也说：做事也要“打蛇打七寸”才妙。意思就是找出问题的关键要害，对症下药。否则也就是于事无补了。如今的政府管理者从这个角度而言，未必有普通公众明白。是揣着明白装糊涂呢?还是真不明白，大有可探讨之处。此处暂且不论。

    世界经理人文摘[digest.icxo.com]先看一则新闻报道，《中国经营报》(4月6日)的标题是“集中放地规模创记录，北京出手牵制房价”，详细报道说，四五月间，北京市场更是将面临40—50幅土地的集中投放，如此规模，在2004年北京土地出让全面实施招、拍、挂政策以来更是从未出现过。同时，大幅度投放的政策性住房，也将同时成为北京市政府稳定房价的又一工具。

　　类似的观点，如增加土地供给房价增长的势头完全可以得到缓解。可以说，不是一次两次了。事实上，集中投放土地果真有那么灵吗?未必。建设银行研究部曾发布报告显示：2001年初至2007年5月份，房地产开发商累计购置土地面积21.62亿平方米，但实际仅开发完成12.96亿平方米。据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研究中心撰写的《中国房地产土地囤积及资金沉淀评估报告》提供的数据显示，到2007年年底，全国开发商手中的闲置土地规模已经达到10亿平方米，这些土地量足够开发商进行4年的开发。另据公开资料统计，实际土地储备规模在1000万平方米以上的开发商包括碧桂园、万科、保利和招商地产，其他土地储备较多的开发商还包括金地、北京城建、中宝、华侨城和河南建业。而从省份来统计，近五年闲置土地量最多的四个省分别是山东、江苏、浙江和四川，四省占全国闲置土地总量的三分之一。

　　至于掩藏、没有统计或被漏掉的已完成土地购置面积等暂且不论，上述这些数据就可证实：房地产开发企业购买土地的速度明显高于土地开发建房速度，土地囤积现象已经成为众人皆知的事情了。

　　“七寸”自然没有“打着”，本质上讲，源于两大主要原因助推了今天的高房价：

　　作为住房建设开发第一原材料的土地，因国家垄断，市场调节机制被严重扭曲。

　　问题其实很简单，如果某项行业仅此一家，那么这一家提供的产品和原材料又与社会民生、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社会经济体以及私人又不得不用时，它很容易产生私自提价，而且价格想定多高定多高，于是就出现与民争利现象。

　　举个简单的例子，如西汉汉武帝时期的“盐铁专卖政策”，在古代以农业为主的社会，商业贸易便不发达，而作为生产生活资料的盐铁则是必备，而汉武帝根据把盐铁经营权收归政府，地方不得私自交易、买卖，只有官方一家，即行政干预市场。问题在哪儿呢?就在于期间施行的“盐铁政策”，食用盐(生活必需品)、冶铁(提高农耕时代生产力的主要推动行业)都为政府把持。汉武帝为了巩固边疆，攻打不断侵犯和骚扰的匈奴，就要出兵，虽说古代战争不像今天一般，主要依靠资本打仗，打的是钱，如美国出兵伊拉克，军费开支剧增(人员虽说伤亡也不过寥寥无几)，汉朝朝廷出兵，虽说主要以人力为主，人员伤亡很大，本质上也要动用国库储备资金，且耗费数额也颇大。据史载，汉武帝因战争一度掏空国库，包括孝文帝、孝景帝时期积累下来的充裕财税。怎么办?汉武帝就找当时的大司农桑弘羊，按照今日之官阶相当于财政部长，筹划银两、保障战争的军费开支。古代筹措资财并不如现代可以多方征费，一则，无非加重农业税负;二则，在商业不兴旺发达之际，盐业、冶铁行业算是最能产出经济效益的行业了。怎么办?就是把盐业和冶铁两个行业收归国家控制，此外还包括当时的酿酒业。于是，盐铁政策等于把原来民间行业收归国有垄断，其实之后的封建社会，盐铁业一直成为统治阶级控制的行业，其目的就是保持国家源源不断的财政收入。由于盐铁政策的实行，民间税费激增，农业生产力得到消弱，导致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受到阻碍，人民生活处于连年天灾人祸不断的水深火热之中。这不就是国家在与民争利吗?

　　今天非市场化的垄断行业如水电、石油、天然气、电信、铁路、银行等等做的都不太好，因为垄断了，市场调节机制的扭曲，导致市场根本无竞争平衡，无法通过价格机制自行回复到社会可承受的区域之间，并容易产生负面效应，如服务跟不上去、技术革新缓慢、企业绩效低下等，并且出于权力特许的缘故，可以不与社会分享效益，本来是全民共有的国有经济，到头来只不过是某些既得利益阶层把持的行业。著名自由派经济学代表人物哈耶克说：我们不可能使一个垄断者负责制定在竞争条件下起支配作用的价格，或负责制定与必要的成本相等的价格，因为我们不可能在无竞争的情况下了解竞争的或者必要的成本。这并不是说，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垄断行业的管理者将违背对他的命令而去争取垄断利润。但是，这却的确意味着，由于无法检验一种生产方式与另外的生产方式比较在经济上有无优势，因此就会使非经济的浪费代替了垄断利润……经验已经证明，压制竞争通常引起的弊病，决不能与竞争不完全可能带来的弊病同日而语。比价格可能会与边际成本不一致更为严重的是，有了强大的垄断，成本会大大地提高。

　　国家垄断土地资源，由于地方政府盲目开辟私利的政绩工程、面子工程，房地产业成为首当其冲装点门面的“杀手锏”，见效快、看得见、摸得着，不像真正搞经济发展，需要常年累月、坚持不懈、持之以恒，才能取得成效，更不像改善居民养老、医疗、教育等社会保障，虽然当地居民切身得到实惠，但是上级政府、上上级政府的考核是以GDP为核心，看的是GDP数字，实际上历年以来，由于GDP考核体系自身存在诸多漏洞，GDP成分掺水现象也绵延不断。作为国家垄断土地资源，这一特殊性质对于政府来说，不但可以大肆以土地为资本，盲目加快城市化进程，大造楼房，还可以从中收到较高的回报，此时的价格机制不受市场调节，所以房地产业投资成本大大增加;国家垄断土地之后，所以出现与民争利的现象，以各地方政府在出让商业用地时实行“招挂拍”模式为例，政府可以以土地最高价格出让给买方，而政府征收土地时，仗势于不受公众监督的权力，在政府廉价、低价征收居民(或农民)手中的土地时，以及拆迁、补偿费上每亩地一两万元到几万元人民币不等，在出让时(即卖给房地产开发企业)则达数十万一亩、上百万一亩。

　　据媒体报道，2006年度的评选出来的中国十大“地王”到了2007年又有所更新，譬如，苏宁环球旗下南京苏宁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44.04亿元人民币的总成交价、66930元/平方米的楼面地价取得位于上海黄浦区南京路163号街坊地块;宁波雅戈尔置业以14.76亿元的价格夺得位于杭州杭政储出23号地块,楼面地价高达15712元/平方米;万科联手宝静置业以17.85亿元取得位于南京江宁区牛首山地块，创下3278元/平方米的南京楼面地价最高纪录;恒大地产集团以25.3亿元捆绑竞拍位于重庆渝中区和九龙坡区的两宗黄金地块……

　　类似的土地高价不但在土地资源稀缺的一线城市政府拍卖出天价帝王，就是在二三线城市“地王”现象也层出不绝。如此大的价格差价，让政府部门以“卖地为荣”，也因巨大利润促使各级政府不惜民生，助长地价上涨。

　　有人或许疑问，“地王”谨代表一个区域或城市的土地价格，甚至一块土地的价格，并不能代表整个国土上的商品房价格上涨都与此有关系，类似的疑惑，可能又进入了这样一个误区，实质上东西部地区的经济差异、沿海地区与内陆城市的经济差异，富裕地区与贫困地区的差异，一线城市与二三线城市经济的差异等，是依据最终消费水准、经济好坏来决定的，譬如经济发达地区，城市化、工业化进程快，收入水平相对较高，但不是与房价相比，那么地价就会高;相对于那些收入较低、消费水平低、经济发展缓慢的贫困地区，地价则相对低些。土地平均价值，在一定程度上是取决于一个区域整个经济环境的。你在一个贫困地区高得离谱了，甚至比那些人均收入较高的发达地区还要高，肯定没有人愿意投资，也没有人买得起房子。整体上来看，各地土地价格的上涨，是推动房价上涨的主要因素。

　　因政府垄断土地资源，所以，腐败成本居高不下，是当今房地产业混乱、房价居高不下的因素之二。

　　当一个国家政府成为独一无二的卖主之后，政治机制设计缺乏有效预见性，所以权力机关脱离了公众监督或根本无监督，于是，相关主管单位和部门的政府机构与官员在土地出让过程中屡屡出现官员从中渔利、中饱私囊现象;相关政府机构也层层盘剥、雁过拔毛。不妨看几个典型环节中的例子：

　　原苏州市副市长姜人杰，自2001年2月出任苏州市副市长分管城市规划、建设、管理、交通、市政公用、邮政、电信、园林和绿化、房管、房改、房地产开发、防震抗灾、人防工作等13个大类，并兼任第28届世界遗产大会常务副总指挥和苏州城市建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到2004年8月7日姜人杰被双规的近三年里，审批了1100多个城市规划建设项目，截止到2004年8月底，从实行土地挂牌拍卖以来，苏州已出让经营性土地14231366.7平方米，合计成交总价300多亿。正是在这几年里成为姜人杰疯狂敛财的时期，其涉案金额高达1.4亿元，这其中到底与其所从事的分管部门有多少干系不言而喻，媒体报道时曾这样形容起贪污受贿的金额“公安部门在查抄他家时发现了大量尚未拆封的红包，最少金额在两万元以上，现金因为来不及点，只能用秤来称。”当地一位官员这样形容其权力之大“某开发商先看好地皮，这些地皮通常是原来的农业用地或者工业用地，接下来最关键——“搞定”能转变土地性质的‘一支笔’姜人杰，由政府出面收回土地，给土地原使用者一定补偿，然后将这些土地的性质转变为商业、金融、房地产开发用地。”

　　原青岛市规划局局长张志光于2000年11月至2003年10月担任青岛市规划局副局长、局长期间，利用职务之便，为有关单位和个人在房地产项目建设规划手续的审批等方面谋取利益，先后96次非法收受38个单位和个人送给的人民币、美元、银行卡、购物卡、笔记本电脑等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860余万元。

　　原中国银行海南省分行副行长覃志新在1992年到2005年13年间，收受贿赂款人民币1200万元、美元13万元、港币30万元，另有人民币1925万余元、美元66万余元、港币184万余元、英镑1.4万元等。从披露的7宗典型的受贿事件看，其中5宗与房地产业直接相关，依次是川南公司、海南嘉华房地产公司、海南德裕房地产开发公司、海南佳景房地产开发公司和海南大华地产基础公司的贿赂。类似的还有中国光大集团原董事长朱小华、中国银行原行长王雪冰、中信集团原副董事长金德琴、中国建设财务(香港)有限公司原副总经理梁小庭、浙江省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原董事长王钟麓和中国农业银行山东省分行原副行长潘广田等，这些人大都与房地产业有染，也即房地产业的信贷过程增加了房价成本。

　　有媒体报道说，2003年以前，全国城镇有偿出让的土地中，以招标、拍卖等方式出让的仅占5%，其余是“协议出让”。如此大的空白地带自然成了行贿的沃土——“一块地定价多少，有些时候就是领导手中的一支笔。”为维护关系以及为再次拿地做准备，开发商不吝代价。海南某房地产公司负责人以亲历说明，“如果当官的给我的低价格带来了5000万元利润，我愿意拿出2000万甚至更多。”

　　从房地产业的立项到销售等各个环节中的腐败个案来看，游离于广为人知的地价因垄断上涨之外，权力寻租空间大增，房地产商私下列入预算用于行贿等灰色成本占工程总造价的5%至10%之间，归根结底，这些灰色费用或曰“公关费”，最终，毫不客气的转嫁到消费者头上。决不信，开发商傻蛋到自己把这份苦果咽下去的道理。时至今日，这些灰色成本已不再成为秘密，但是早已争论的譬如房地产商公布房价成本之争，为什么不敢公开?简单的以“商业机密”为措辞，逃避公布房价成本的真正原因并非是简单的“商业机密”缘故吧?

　　今天的土地垄断，据说是政府为了保住18亿亩耕地的底线，据说是保障农民有地可种、有地可耕，但是，某些既得利益阶层通过权力寻租、公权力可以私自践踏私权力时，私权力不保，社会公众普遍而言并没有任何权利。

　　如果给今天房地产业下定义的话，政治机制不合理则房地产业没有市场经济可言，土地国有垄断则现行产权模式扭曲了价格调节机制。二者交叉作用的结果就是，权力寻租、权力腐败大肆崛起，以及各级政府为了盲目无节制地提高本地GDP产值、政绩工程，不惜一切代价以及牺牲公众利益、以土地为资本从个人谋取私利到土地“招挂拍”之间存在的巨大政府既得利益，有力地推动了今天的房价上涨。

　　由上述可以看出，北京市政府“集中放地规模，以期抑制房价”的做法不正是病急乱投医吗?如果政府不被关进笼子里，甭指望有真正的市场和自由。正如阿克顿勋爵所言：“无论何时，当一个国家把某种限定了的单一目标做为自己的最终目的时，该目标就会是某个阶级的利益;或是这个国家的安全和权力，或是最大多数的人的最大幸福;或是对任何纯理论思想的支持，那么，此时，这个国家必然会变成独裁国家。”

　　为何今天的房价居高不下?这确实是个问题，单从市场求解，不如从权力角度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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