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里，我又梦到了玛丽昂，群情激愤的“人民们”围住了她，要她检讨自己的卖淫行为，她则一声不吭，蓬乱的头发下露出一张高傲的脸来，还不时的捋了一下自己的头发，那种不屑的眼神让我有些迷醉。我想过去跟人民们理论，但他们把玛丽昂围了好多层，我根本进不去。我只好在外面喊，可嘈杂喧闹的人声很快就淹没了我，我感到窒息……

　　这时候，梦就醒了。醒来后，我平静了一会，想再睡下去，可却怎么也睡不着了，于是，我眼睛看着灰蒙蒙的天花板，回忆起玛丽昂的故事来。

　　一、玛丽昂的故事

　　我最早知道玛丽昂是在大一，有一次，我从图书馆“伦理学”的书架走过，居然发现一本刘小枫的书：“噫，刘小枫不是搞神学的吗，怎么也搞伦理学啊?”，出于对他的兴趣，我把这本书借出来读，没想到第一篇《丹东之死》就深深吸引了我，他讲的故事是这样的——

　　“雅各宾派“取得政权后，作为革命领袖的丹东，与另一位革命领袖罗伯斯庇尔在思想上发生了分歧：由于亲自审批送人上断头台太多，丹东发现人民不是一个总体，而是无数的个体。人民的公意很可能是一个虚构，这虚构的符号可能会、而且实际上已经成了无数个体的断头台。而丹东的这种感觉，据说是一位叫玛丽昂的妓女勾起。

　　本来，玛丽昂也是人民中的一员，但由于她做了妓女，就引来了这样的问题：她是否还属于“人民”? 按照人民公意的道德，当然不是，她的行为是道德败坏的表现，而人民是道德清白的化身。所以，一个市民并不自然地就是“人民”。在人民民主论的界定中，“人民”是一个抽象的道德符号，行为符合这一公意道德符号的市民才是“人民”，否则就是社会渣滓。总之，人民的公意道德却引导出消灭个体感觉偏好的具有人民正义法权的自由，所以人民们才经常会说：“谁衣服上没有洞，就打死谁!谁能念书识字，就打死谁!”。

　　妓女玛丽昂的母亲对于人民们的观念不以为然，她同包括自己的老公在内的人民们在大街上发生了一场关于卖淫的正当性的口角。人民们认为，卖淫是贵族老爷们有钱有势逼出来的，只有消灭贵族的肉体，消灭不平等的财富分配制度，才能重建国家的道德秩序：“是饥饿逼着她卖淫，逼着她讨饭的。刀子是为那些出钱买我们妻女贞操的人预备的。”只要消灭了不平等的财富分配制度，卖淫的不道德现象就自然消除了。玛丽昂的母亲对这种说法不以为然,卖淫与不平等的财富分配制度有什么相干?纯粹是一种生理行为,一种自然的生存方式。她为自己的女儿辩护说：“要是她这个小泉源不流水，渴也把你渴死了!……我们干活的时候身体四肢什么不得用，为什么就不许用那个?她老娘就是从那里把她养下来的，还很痛过一阵呢?难道她就不许用那个养活她老娘了，啊?再说，这又痛到她哪里去了啊?”

　　妓女玛丽昂也同意她母亲的观点，但她好像是有教养的，她用诗一般的语言提出了基于自己的生存感觉偏好的道德诉求。根据自己的感觉偏好去生活，就是道德的行为，这种道德的正当性在于自己感觉偏好的自然权利。卖淫不过是一种个人的感觉偏好、个人的关于美好生活的想象，人民们凭什么说这是不道德的呢?

　　毫无疑问，妓女玛丽昂的善是个体的生存感觉偏好(例如跟什么人都胡搞享乐)的实现——身体的自然性享乐。这种个体道德直接顶撞人民道德，与丹东对人民民主的自由的怀疑情投意合。正因为这样，丹东对玛丽昂产生了极大的同情，并且为她辩护，还与她鬼混在一起。这对于罗伯斯庇尔来说，丹东实在太不像样了，这样一个没有了道德的战友对他的自由事业太危险，他决定找可丹东谈谈。

　　可丹东却这样告诉他，共同体的公意道德如果可以取代个体的道德(感觉偏好)，个体生命就不再属于自己，而属于抽象的共同体，属于民族或国家的利益，这与专制没有什么分别。如果共同体(国家或民族)的公意道德的自由高于个体感觉偏好的自由，道德专制的暴政就不可避免。

　　“难道只因为你自己永远爱把衣服刷得干干净净，你就有权力拿断头台为别人的衣服做洗衣桶，你就有权力砍掉他们的脑袋给他们的衣服做胰子球?不错，要是有人往你的衣服上吐唾沫，在你的衣服上撕洞，你自然可以起来自卫;但是如果别人不搅扰你，别人的所作所为又与你何干?人家穿的衣服脏，如果自己没有什么不好意思，你有什么权力一定要把他们埋在坟坑里?难道你是上帝派来的宪兵?”

　　丹东已经看清楚，罗伯斯庇尔是个现代的暴君，以人民的道德法庭合法地杀人的现代独裁者。他有一次当面对罗伯斯庇尔说：“假如你不是个暴君，那么为什么你用己所不欲的方式去对待人民呢?如此狂暴的状况是不会持久的，它与法国人的脾性是格格不入的。”

　　丹东说完这话哭了……

　　可以说，《丹东之死》之死丝毫不亚于一篇“法国大革命史”的论文，记得那几年里，《读书》杂志就发过几篇谈卢梭的文章，都是从政治学的角度对“公意”这一概念进行争论。而刘小枫的厉害之处在于，他从伦理学角度告诉我们：“现代化”不只是一套政治法律的制度安排，而且还是一种精神性、心理性的文化转型。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该文都还没有引起中国思想界应有的重视。当很多文学女青年抱着它入睡时，大半是把刘小枫当成了另一个周国平，这就好比有人把张爱玲当成琼瑶高级版来读一样。毫无疑问，这种没有生命感的阅读，对思想本身来说是一种伤害。

　　我一直想想扭转文学女青年对刘小枫的这种“伤害”，大二那年，我把此文的材料和中心思想抽出来做成了一篇论文——《从“丹东之死”看“法国大革命”的伦理纠葛》。论文出来后，我以此在系里演讲，当我讲到“丹东的人头被革命法庭斩掉，是因为他像嘉米叶那样，眼睛‘曾经为几个不幸的人湿润过’”时，全场都鸦雀无声，他们从来没有听老师这样说过，原来伟大的“法国大革命”除了口号、广场、断头台，还有一个如此渺小、凄美、感伤的故事!讲完后，他们给了整整两分钟的掌声，但我的心口却隐隐作痛，因为我知道，西方已经通过“丹东之死”发出了“个体自由伦理”的呼声，可我们中国呢?这个问题，让我感到一阵阵的昏眩。

　　二、陆小曼的故事

　　我们都知道，丹东因为跟罗伯斯庇尔的思想冲突最后是死在了断头台上，所谓“革命吞噬自己的儿女”就是对这一事件的经典概括。书里没有讲玛丽昂后来怎样，但我想，既然作为“自家人”的革命领袖丹东都被砍了，作为“人民之敌”的妓女玛丽昂又岂能侥幸。不过，我还是挂念玛丽昂，就像挂念着自己的一位远方亲戚。

　　大学毕业后，我到了一家网站上班，因为业余时间比较多，我开始为一家出版社写书评。虽然每一篇我都是用心去写，但自己真正满意的，到目前为止却只有《无法调教的性感》。这篇文章是为陆小曼《寂寞烟花梦一朵》写的，我当时看完内容简介，就断定能出一篇好文章，因为陆小曼的故事也与“个体自由伦理”相关——

　　徐志摩死后，人们似乎约好了似的，都一口咬定是陆小曼害死了他。我们看徐志摩的书信，确实也容易产生了这样的愤慨：“这个陆小曼，要是勤俭过光景，徐志摩就不会这么北京到上海飞来飞去，也就不会坐飞机遇难而死了”。可是，即使这样又说明什么，陆小曼真的不值得徐志摩去爱吗?

　　其实在这个世界上，有的人似乎生来就是为了捕捉男人而活，比如陆小曼。她能诗能画，能写一手蝇头小楷，能唱歌，能跳舞，还热情大方，彬彬有礼。更厉害的是，她那明艳的容光、轻盈的体态和柔和的声音，总能潦人心火，勾起男人对她身体的种种想象。所以，在王庚的眼里，她是美艳的夫人，可助他爬上更高的位置;在徐志摩的眼中，她是一块璞玉，他要亲手雕琢，让她成才;在翁瑞午的眼中，她就是女人精华中的精华，就是精彩绝伦的女人。或许正是这种独特的魅力，才决定了我们的诗人徐志摩注定会有那“冒险的一跃”。

　　王庚是陆小曼的第一个男人， 19岁的陆小曼在父母安排下，嫁给了这个当时青年才俊的军事翻译官。王庚生活正派、不粘花惹草，而且对她百依百顺，在陆小曼父母看来，这确实是个优秀的女婿。可陆小曼却不这么看，她下嫁从龙快婿林庚后，感觉自己生活并不幸福，便在日记里抱怨到“可叹我自小就是心高气傲，想享受别的女人不大容易享受的得到的一切，可现在反成了一个不如人的人”。她还认为，“从前多少女子，为了怕人骂，怕人背后批评，甘愿自己牺牲自己的快乐与身体，怨死闺中，要不然就是终身得了不死不活的病，呻吟到死。这一类的可怜女子，我敢说十个里面有九个是自己明知故犯的，她们可怜，至死不明白是什么害了她们。”

　　据说，一个人的语言嘘气是个体的生存感觉偏好的外化，陆小曼日记中这段话，不就分明暴露了她与冲破重重阻碍与徐志摩结婚的秘密吗?看来，陆小曼是想过一种充分享受身体感官的愉悦与快感的生活。她对身体感觉的这种痴迷让我想起了刘小枫讲过的另一个故事。

　　大约三千年前，赫拉克勒斯(Herakles)经历过青春期的情感骚乱之后，离了婚，过起自在的独居生活，以便把自己下一步生活之路的走法想清楚。……同年夏天，赫拉克勒斯坐在自己人生僻静处的树下读荷马的《奥德修斯》，见到两个女人朝自己走来。这两位女人分别叫卡吉娅和阿蕾特。……卡吉娅生得“肌体丰盈而柔软，脸上涂涂抹抹”，“穿着最足以使青春光彩焕发的袍子”，走路时女性体态的性征显得格外突出。用现代话说，卡吉娅生得颇富性感，一副懂得享用生命的样子。……阿蕾特生得质朴，恬美，气质剔透，“身上装饰纯净，眼神谦和，仪态端庄，身穿白袍”。她自称与神明有特殊关系，是神明的伴侣，因为她浑身是偶然……

　　这个名为“十字路口上的赫拉克勒斯”的故事，深刻的揭示了人类“灵与肉”的伦理困境，可惜二千多年来却一直被苏格拉底的那句 “你应该与阿蕾特一起”给掩盖了。对此，讲故事的刘小枫很不满。他认为，就肉身的天然体质来说，这两个女人的身体并没有什么差别。经过苏格拉底的叙事，卡吉娅的身体向赫拉克勒斯期许的感官的适意、丰满和享受就成了“邪恶、淫荡”，阿蕾特的身体期许的辛劳、沉重和美好就成了“美德、美好”。所以，女人身体的伦理价值是其实是男人的叙述构造出来的。

　　在这里，我们顺着刘小枫的思路，不妨也作一个大胆的猜度：徐志摩虽然是现代诗人，但他骨子里却倾向“古典”，有一种“苏格拉底式”的伦理抱负，所以，尽管在他心里，林徽因才是她的阿蕾特，陆小曼只是卡吉娅而已，但他还是希望能用自己的“文字理想”来调教陆小曼的“身体感觉”。可陆小曼会屈从于徐志摩在自己身上划的伦理经纬吗?

　　果然，结婚后不久，徐志摩和陆小曼这层矛盾就开始暴露。有一次，陆小曼对王映霞诉苦说：“照理讲，婚后生活应该过得比过去甜蜜而幸福，实则不然，结婚成了爱情的坟墓。志摩是浪漫主义诗人，他所憧憬的爱，是虚无缥缈的爱，最好永远处于可望而不可即的境地，一旦与心爱的女友结了婚，幻想泯灭了，热情没有了，生活便变成白开水，淡而无味。志摩对我不但没有过去那么好，而且干预我的生活，叫我不要打牌，不要抽鸦片，管头管脚，我过不了这样拘束的生活。我是笼中的小鸟，我要飞，飞向郁郁苍苍的树林，自由自在”。

　　在这种情况下，徐志摩自然相当的痛苦，在朋友们的妻子中，没有一个像陆小曼这样挥霍的，人家要么像胡适的妻子那样相夫教子;要么像张歆海的妻子持家、教子、教书;要么像梁思成的妻子林徽因那样一面持家、教子，一面与丈夫一起做事业--堪察、发现、丈量、保护古建筑、写作建筑学史。惟独自己的妻子一天吃喝玩乐，挥霍无度，看戏、跳舞、抽鸦片，简直没有过日子的样子。更为揪心的是，徐志摩是个有灵魂视力的诗人，他之所以将整个身心投放在陆小曼身上，是希望过一种“红袖添香夜读书”的生活，而陆小曼偏偏是个“夺灯”的人，她并不真正喜欢文学，喜欢诗。她看诗，多是因为诗是诗人为她而作，是为了那种被特殊对待和赞美的感觉。如果诗人的每首诗都拿给她，让她看，她也会不耐烦。从这一结局来看：陆小曼的“性感”是徐志摩的“文字理想”无法调教的。

　　我估计，当徐志摩认识到这一点时，他一定有种掉在冰窟里的感觉。正是在这种心境下，他再一次出国，在回中国前的一个夜晚，他写下了著名的《再别康桥》，表达对以往美好生活的怀念。据说，这首诗歌里全是林徽因的影子，不知道陆小曼读过后有没有嫉妒，还是她根本就感觉不到这些……

　　我把《无法调教的性感》传给了一位朋友看，她在QQ聊天里跟我说，“你好象把陆小曼写的太坏了”。我有些郁闷：“怎么会坏呢?我明明是为她辩护的”!她知道我的不满后，一口气连发了三条消息过来：“最完美的婚姻生活，其实是两个人语言生活，”“男人为女人痴迷，其实是因为两人在语言的思维逻辑系统是一致的”，“象恺撒遇到埃及的女王，本来是来灭埃及的，可埃及的女王是个语言天才，俘虏了恺撒整整18年”，

　　收到这些话，我脑袋轰然作响，女人的感觉就是好，我从文字堆辛苦爬梳出来的思想，她在电影里居然一眼就看出来了!我一直都以为，女人不擅长思辨，但现在看来，女人只是不擅长用文字表达思想罢了，其实她们能用身体思考，而且，她们用身体进行的思考更天然，更直接，更不受“权力”的熏染。以最近的“艳照门”为例，社会学家说一千道一万，比得上张柏芝对“卫道士”产生的冲击吗?而徐志摩对陆小曼“调教”的失败，不也从反面说明，女人“个体自由伦理”的觉醒是男人无法替代和调教的，女人必须自己进行思考。

　　三、木子美的故事

　　这些天里，我就一直在寻找能独立表达“个体自由伦理”诉求的女性，感谢木子美，她的一篇《今夜，我做fg人》，让我看到了中国女同胞们在这一方向的努力和进展。她的全文是这样的——

　　“上月底,我一个法国朋友就说要来北京,我说欢迎欢迎,到了给我电话.

　　这个朋友是我的《遗情书》的法文版翻译，早在05年，她到广州我们就见了一面，我带她吃西关小吃，逛书店。06年，我在北京，我们又见了一面。这次算是第3次见面。其实我们早就没有工作关系了，但我是她的中国必见朋友。而且，她很喜欢中国，大学时学的中文，1987年第一次到中国旅游，她还说当年在北京，她是骑着自行车转悠，现在北京变化太大，地铁公交她都弄不清怎么坐，只能打车了。

　　交往的外国朋友中，我对法国人的印象比较好，他/她们不是很物质主义，对精神文化比较追求，而且有好奇心，没有那种强烈的排外心理，对人温和，有风度。以前在广州时，一个法语学校的老师就说，广州和法国挺像的，让他很亲近。我知道他是说广州的那种文化自由和包容。今天还看见有人说，法国，就是欧洲的中国。

　　然而，这次，我法国朋友来中国的时间真够敏感的，连她自己都没想到，因为法国总统一句抵制奥运激怒了广大中国人民，而且就在这几天，中国网民已经自发组织抵制法国货的运动，还号召5月1日那天都不去家乐福。就在见面前，我那极度爱国的同事说，你不要去见法国人!搞得我像叛徒似的，哈哈。

　　于是前天，我一见到她，就开玩笑说，你不知道我见你有多冒险，这几天都在抵制法国呢。她也笑了，说那天赶到中国大使馆签证时，怕不给通行了。实际上，我们都不是什么上纲上线的民族主义者，或者说，我们才没那么小孩子气呢，动不动就搞绝交。

　　吃饭时，我也和她聊奥运啊，聊法国总统啊，她说其实各国都有抵制奥运，支持藏独的人，有很多人是不了解中国，也没来过中国，而以前法国还抵制过莫斯科办奥运。后来，路过家乐福，我指了指那个大超市，那是法国人开的超市，大家说5月1日都不去那里买东西，然后我又补充说，不过好多人说5月2号又可以去了，还有人说法国货不用抵制也买不起，比如LV。她乐了，说她在法国也买不起。她还说，抵制法国货也不是什么新鲜事，伊拉克战争时，也有人号召不喝法国红酒，不买法国货。恩恩，愤青也是世界潮流。不过，这不影响我们歌照唱，舞照跳，饭照吃。

　　前些天，凤凰卫视锵锵三人行有期谈奥运和西藏，谈新闻自由的节目遭禁播了，我在网上看了视频，其实他们谈得挺好的，比如梁文道说，中国官方对这次的事件反应有些过激，同样的事情发生在法国身上，如果有人游行示威，就会说，我尊重你的行为，如果有人抢火炬，就会说，对此我很遗憾。

　　关于西藏问题，这段时间有很多评论，也有些人因为发出“非主流”的声音而挨骂。我个人观点是，打砸抢烧的极端行为肯定是要谴责的，但“Free Tibet”的游行不是洪水猛兽的“藏独”那么严重。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没有错，中国为建设西藏付出了那么多，也是可贵的。但藏族人，也有藏族人的文化和民族情感，他们要的free更多是文化上，信仰上，情感上的。而且藏族自治区，如何自治，如何在自治的同时融和，是一个大的分歧。我管理你，治理你，投入人力物力建设你是一回事;我喜欢我的寺庙，我喜欢的我的母语，我喜欢我的生活习惯，是另一回事。这就好像，一个大款包养了小蜜，说我对你那么好，什么都满足你，你为什么不爱我?而小蜜虽然享受了你的好处，她内心的情感也许很难改变，比如她会觉得实际上，她没有自由，也没有得到尊重。在极端的情况下，就会发出，我要脱离你，我要自由的声音。

　　总之，民族问题不是一个简单粗暴的问题，任何的简单粗暴都只会让感情伤害更深。我想，中国和西方对西藏问题的看法，更多是在“尊重”和“自由”上分歧，不是对于它是不是你版图上的一部分的分歧。支持藏独的外国人士，更多是支持文化和人性上的自由，当然，在政治背景下，这是很难的;而捍卫主权完整，反对藏独的爱国人士，更多是政治上的不可冒犯。当非暴力不合作演变成暴力，是矛盾的激化，而抵制奥运和抵制法国货，则是一种“冷暴力”，但我们真的没法好好沟通，没法和平地去面对这一切吗?”

　　我认为，木子美的慧眼缘自于她身体里的“自然德性”，“自然德性”说不清，道不明;但却看的到，摸的着!所以，她不是用理论在思考，而是用身体在思考。这种身体的思考比玛丽昂的卖淫、陆小曼的性感更具有历史内涵。因为与玛丽昂的国度相比，我们的国度是一个“亚细亚专制遗存”最严重的国家;而与陆小曼的时代相比，我们的时代是一个更让人沮丧的“后极&7权时代”。在这种“威*&权社会”下，当局常常借助于各种运动消除自身的统治危机，比如，借“民粹主义”打击中层来掩盖既得利益集团的“寡头主义”，借“民族主义”反对西方来抹黑西方的“yan lun自由权”。一般来说，在当局煽动起来的群体性事件中，那些生活经验不足、常识感欠缺的男人往往被宏大的“概念”俘获，因为“概念”越宏大，似乎生活的意义感就越强。于是，我们可以看到大批愤青为了虚幻的“民族主义”践踏自己生活中最珍贵的东西，比如自由、宽容和怜悯。但女人却不一样，她们“头发长，见识短”，总是固守生活中最本真的东西，而不会轻易的被宏大“概念”勾去，这样反而能在“广场政治”中“保守”常识。从这个意义上说，木子美的思考不只是对传统的“大共同体本位”道德具有颠覆性，而且还对当今的极*&权主义意识形态具有消解作用。如果说木子美比别人多了些理性，那这种理性也与理论思考无关，而是从生活中认真活出来的。这一经验也从侧面告诉我们：自由的弥足珍贵，不是因为它在理论上多么无懈可击，而是因为它像氧气一样，是生活中最基本、最珍贵的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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