弹指一挥间，一去30年。

    1978年起，天津静海县大邱庄的“领头人”禹作敏带领村民缔造了一段中国农村改革的“神话”。

    1993年8月27日，禹作敏因窝藏罪、妨害公务罪、行贿罪、非法拘禁罪和非法管制罪被判20年有期徒刑，走下神坛，沦为阶下囚。

   世界经理人文摘[digest.icxo.com]1999年10月3日凌晨1时，保外就医的禹作敏病逝于天津市天河医院，一代强人静悄悄“陨落”。

    1978年至1993年，是大邱庄缔造神话的15年。在这15年间，大邱庄以不可思议的速度，一炮冲天、率先崛起，成为中国老百姓心中顶礼膜拜的“圣地”，被称为“天下第一庄”。

    1993年至2008年，又一个15年。大邱庄“城头变换大王旗”，撤村建镇，旧貌换新颜。15年来，这里的人谨慎低调，不事声张，而外界对大邱庄的关切却从未停歇，因为任何一个关注中国农村改革和中国农民命运的人，都无法回避禹作敏和大邱庄。

    在30年的改革进程中，大邱庄如同中国农村改革的试验田，集体经济，民营化的企业改革等无数生动的故事在这里流传。大邱庄犹如一个解析政治和经济纠葛的典型案例，扮演着一个国家发展缩影的角色。

    在改革30年后的2008年之春，数着时间的沙漏，盘点大邱庄的过去，不禁慨叹：既有“三十功名尘与土”的颠沛浮沉，也有“八千里路云和月”雄风豪情。

    大邱庄的前15年

    不少土生土长的大邱庄人同外人聊天时，经常会蹦出“过去”“以前”“原来”“从前”诸如此类的词汇。一般意义上来说，这些都是指1993年以前的生活。

    1993年以前，大邱庄至少有三样东西格外光鲜耀眼，以致让全国其他村庄的农民艳羡不已：一个超强的经济实力、一套“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体系和一位英明卓越的领导人。

    其实大邱庄的起步，比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提出的“解放思想”口号还要早。在举国茫然的1976年，时任大邱庄大队党支部书记的禹作敏，起用了村里人称“刘万能”的能人刘万明。刘原来在天津一家冶炼厂当工人，此人不仅懂冶炼技术，而且在天津的同行中有一批熟人。在禹作敏的大力支持下，刘万明利用大队凑起来的10万元钱，低价从轧钢厂买来旧部件，串成3台轧钢机搞冷轧，当年就赚了27万多元，第二年又赚了60多万元。如此下来，刘万明、刘万全兄弟俩成就了大邱庄的发家工厂，再以滚雪球办法，“母鸡下蛋”，由一个厂变成4个厂。

    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起，大邱庄的钢铁企业就开始迅速裂变、扩张，一个企业繁衍成几个，“以钢为纲”，带钢、线材、管材生产线一条接一条建起来。此时，支撑大邱庄集体经济的四大企业集团津美、万全、津海和尧舜也相继形成。1992年，大邱庄的企业发展到达一个顶峰。

    当时，这个天津小村甚至惊动了《纽约时报》，他们这样写道：“这个村有4400人，却有16辆奔驰轿车和100多辆进口的豪华小轿车，1990年人均收入3400美元，是全国平均收入的10倍，1992年，大邱庄的工业产值据称达到了40亿元。”

    经济的腾飞与发展，也给福利体系穿上一件黄金般的外衣。

    “那个时候什么都是发的，连水电都不要钱。”村民描述禹作敏时期大邱庄的集体福利体系时，流露出怀念的情绪。这个“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制度，包括房子、车子、子女入学以至医疗等14项福利待遇。

    当然，获得这些好处是必须付出代价的，“你什么都得听禹书记的”。在这个乌托邦般的村庄中，人们在享受着“从摇篮到坟墓”福利的同时，也失去了部分的自由。尤其是乡镇企业，领导人权力空前强化，以及政企不分、产权不明、资源非市场化配置，使企业失去了最为宝贵的自由机制和发展空间。

    禹作敏时代，在举国皆谈“分田到户”之时，大邱庄却把资源收归集体掌握；在市场化的分配方式成为时代主流之时，大邱庄的分配却带有强烈的供给制和平均主义色彩；在经济建设成为各地的中心之时，大邱庄还保留着浓厚的政治氛围；在明晰产权成为经济改革的一个方向时，大邱庄还保持着“大一统”的格局。

    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

    禹作敏最后“栽”在一位名叫刘林山的记者手上，刘时任法制日报社天津记者站站长。刘的系列报道层层揭开了禹作敏在大邱庄所作所为的黑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