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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贤亮忆“文革牛棚”中的性启蒙
2008-10-27 08:56 来源:环球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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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亲亲历史》

  “群专”是“无产阶级革命群众专政”的简称。“文革”中,每一个机关单位工矿学校都把各自内部的“阶级异己分子”集中起来管制劳动。劳动改造成了全民必修课,全国遍地都设有大大小小的劳改队,俗称“牛棚”。听来似乎是全国养殖业大繁荣,其实是杂七杂八的“牛鬼蛇神”统统关在一起,每天由革命造反派带出去无休止地劳动。

  劳改生活我早已习惯了,进了“牛棚”不过是换了个地方劳动而已。但这种“牛棚”对我来说真感新鲜。1965年将我送进劳改队的农场党委书记、场长及一些队长、政工人员等等也跟我在一座“牛棚”里,天天被拿枪的造反派押着劳动。这里必须补充一句,我1965年从南梁农场押走的时候,南梁还是属于农垦部门管理的国营农场,1968年回来,它已经改制为军垦单位,成了兰州军区下辖的农建十三师第五团,生产队组都改成连、排、班的军事编制。我所在的生产队是武装连,革命群众都配备有枪枝弹药,男男女女人人一套绿军装。原来被管的管人了,原来管人的被人管,而且是被很神气的挎枪的武装战士管。孔夫子的古训整个颠倒过来,成了劳力者治人,劳心者治于人,确实是“天翻地覆慨而慷”!

  让我诧异的还有,被看管的干部劳动起来比我认真踏实得多。我早已在劳改队里练就了一身磨洋工的本事,他们不,他们比革命群众劳动还积极,人人都可评为劳动模范。认罪的态度也比我好。从革命群众对他们的批斗和大字报上来看,他们的罪名好像比我还重。经过1960年全国范围的大饥馑和《资本论》的启发,我的思想已开始有所觉悟,饿死了上千万老百姓的社会叫什么“社会主义”?!认识到错的不是我而是当局,这点我已写进了小说《我的菩提树》。而这些“走资派”不论在批斗他们的会上或会下,个个都低头认罪。尽管他们的罪在我看是不能认的,因为那可是“反对毛主席”的罪!文化大革命的一大特点是人们犯的任何罪错都直接与“反对毛主席”挂钩,哪怕在街上撒泡尿都能和“反对毛主席”联系起来。我的“右派”罪行虽然很重,所幸是“文革”前犯的,没有涉及到毛主席老人家。而听听他们罪名下的罪行,不过是执行了农业生产的一般性正常管理而已,但种种正常的生产管理今天被视为是“资产阶级管、卡、压”,当然等于反对毛主席了。更让我长见识的是,只要他们低头承认“反对毛主席”这项重罪,革命群众好像就心满意足了,并不会根据他本人承认的罪名给予判决,立即拉出去枪毙。在批斗会上呼叫得震天响的各种令人惊心动魄的血腥口号,表现出革命群众获得胜利的欢快心情。每次批斗会的内容都一样,并不能批出什么新鲜材料来。可是尽管如此,也不厌其烦地隔几天来一次,聚聚散散,散散聚聚。然而我内心里也感到不公:我并没有反对毛主席,却劳改三年再三年,他们反对了毛主席,只是拉到台上斗一斗,顶多挂挂牌子坐坐土飞机。这叫什么“大革命”?倒好像是在玩游戏!

  但是,在南梁农场的“牛棚”又名“群专队”里,我跟当初把我送进劳改队的农场场长、书记、干部们居然能称兄道弟,相互称呼老张、老王、老李。夜里睡觉前,我们还会聊些与政治无关的话题,在吃喝拉撒睡方面彼此交流经验,为鸡毛蒜皮的小事还会争论一番,颇不寂寞。原先整人的人和曾被他整的人混到了一起,不分大小高低,重新洗牌,这时我仿佛也有了革命的快感,正如当时流行的革命歌曲唱的那样: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

  在时移事移、干部遭殃的时候,在“牛棚”里我还感受到一种暗暗的尊重。1965年我被送进劳改队前,我在南梁农场的绰号是“老右”——“右派分子 ”;1968年从劳改队又回到南梁农场的“牛棚”时,绰号变成了“老修”,即“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公安局给我定的正式罪名仅仅是“反革命分子”,怎么多了“修正”二字呢?原来,在1965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把我再次送进劳改队之前,农场领导(就是现在跟我关在一起的干部)曾命令我写一份思想检查,交代自己对右派罪行的认识。我一方面为了表现思想交代得彻底,一方面也是因爱写作的坏习气,何况纸和笔都免费提供,更有一种发泄不满的心理作怪,竟洋洋洒洒写了份近万字的《思想检查》,远远超出了领导的要求。结果,《思想检查》成了我的“反革命纲领”。这份“反革命纲领”的要点在宣判我的公审大会上曾向干部农工宣读过,等于替我做了一次反革命宣传,搞得南梁农场人人皆知。谁知,三年后,闹起了文化大革命,全国揭发刘少奇邓小平,干部农工们发现我的“反革命纲领”竟然和这些大“走资派”不谋而合:对内主张承认农户家庭在集体经济中的地位,开放城市农贸市场,允许包产到户甚至单干;对外主张与所有国家包括西方国家和平共处,少支援第三世界的不发达国家。这种主张在“文革”中被概括为刘邓路线的“三自一包”和“三和一少”。我在一个偏僻闭塞的农场底层日日夜夜劳动,思想上居然和最上层的“走资派”相通,这不能不让人侧目而视,觉得我“不简单”。正好,“牛棚”里地、富、反、坏、右、走资派都有了,还差个“修正主义分子”,我就顶了这个位置,平时以“老修”称之。

  人们崇拜英雄,也崇拜坏蛋,只要这个坏蛋坏得出奇,坏得特别,而且与他们没有直接利害关系。我在人们眼中就是这样一个坏得特别、坏得出奇,对他们也没有危害的坏蛋,从而赢得一份特殊的尊敬。“老修”实质上是一种略带亲热的昵称,不但曾把我送进劳改队的“走资派”常给我烟抽,连看管我们的武装战士有时还跟我开一些下流玩笑(现在叫“黄段子”)。

  中国各机关单位工矿学校的“牛棚”,在1969年春季中共第九次代表大会后逐渐撤销。“九大”好像是文化大革命的总结,刘少奇作为“叛徒、工贼、反革命”被永远开除出党,选出了林彪为毛主席的法定接班人,我悟到这才是“文革”游戏的真正目的,怪不得小“走资派”承认反对毛主席时没有把他们枪毙,现在都“一风吹”了。毛主席说“革命委员会好”,于是所有大大小小的机关单位工矿学校包括街道居民都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简称“革委会”,处理日常行政工作,“ 抓革命,促生产”,当然主要还是抓革命。农建十三师五团也不例外,跟我一起关“牛棚”的“走资派”一个个被“解放”,有的回家“挂起来”,意思是暂不分配工作,同革命群众一起在班排里劳动,有的被“结合”进团部的革委会。全国所有各类行政管理机构突然膨胀起来,各级革委会里的副职至少有七八名甚至十几名。当时,在中国大陆的银幕上,除《地道战》《地雷战》等寥寥几部国产片外,公开放映的外国电影只有苏联斯大林时期的老影片和阿尔巴尼亚电影。有部阿尔巴尼亚影片叫《第八个是铜像》,比今天任何一部好莱坞大片的观众还多,一直放映到穷乡僻壤,全国人人都看过。被结合进革委会领导班子的干部总是第八位,于是人们都把这种干部叫“铜像”,放在那儿既不会(敢)动也不会(敢)说话的,是有职无权的摆设。各级革委会里都有这种“铜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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