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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忆述中国反贪腐之路:老干部齐声说“杀”
2008-12-01 10:20 来源: 京华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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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字:中国反贪腐

  30年来,机会与诱惑几乎同时多了起来。

  有人把握了机会,有人没有抵制住诱惑。在诱惑面前失守的人,如果是一个权力掌握者,受到损害的可能将是公共利益。

  当权力不受制约时,贪腐就会大行其道。

  从这个角度看,中国30年的反腐败之路,也可被解读为对权力的制约之路。

  忌讳时代

  “杀!”

  一群白发老人握紧拐杖向地上一戳,齐声说道。

  那一幕,给年轻的法律学者林喆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那是1992年的上海,在上海社科院法学研究所工作的林喆参加了一次内部通风会,通报的内容是当时查处的官员腐败问题,与会的人员,包括上海市的一些老干部。

  后来调到中央党校的林喆成为著名的反腐问题研究专家,而当年,她对贪腐问题还比较陌生。

  彼时的中国,计划经济的列车在轰鸣中开始向市场经济转轨。双轨制并行期间,各利益集团开始粉墨登场,一批官员的贪污、腐化的问题开始显露。

  通报的内容,显然超过了老干部们的忍受程度。通报结束后,会场上一片沉寂。

  一名70多岁的老干部,嘴唇颤抖着说:“战友们,怎么办?怎么办?”所有老同志拿起手中的拐杖往地上一戳,口中蹦出一个字——“杀!”

  这一幕让林喆非常震惊。“我当时就想,得研究一下,到底发生了什么,导致了这些老人如此痛恨的腐败。”

  在当时,“腐败”一词还不通用,媒体更多地使用“腐化”一词。“生活腐化”成为当时许多落马官员的罪状。

  在这次通报会后不久,上海人民出版社的一名编辑找到林喆,约她写一本关于腐败的“畅销书”,并强调,这本书至少能让高中文化程度的人都能读懂。

  林喆接下了这个题目。对腐败问题深入研究后,她认为腐败就是指权力腐败。“腐败的根源就在于权力本身具有一种内在的异化机制。任何权力只要不加限制,就必然会走向腐败。”

  林喆将重点放在对权力的分析上,她很快发现,这不是一本写给高中生的书。

  一年后,当林喆将题为《权力腐败与权力制约》的书稿交给出版社时,最初约稿的编辑诧异了。“腐败与权力有什么关系?腐败就是腐化啊!”出版社拒绝出此书。

  1992年,仍然是一个忌讳的时代,腐败还不是一个可以公开深入探讨的问题。正如中国的发展之路在摸索中前进一样,林喆的书稿也几经沉浮,旅行了大半个中国,几经退稿。

  在著书过程中,林喆也对“是否是改革开放引发腐败”做出明确的回答——

  “不是这样。”

  最初的腐败

  就在林喆被白发苍苍的老干部们的愤怒触动的同一年,在意大利,一场政界丑闻震动朝野——一个清洁公司老板不堪政客勒索而举报,深入调查后,人们发现,执政党和在野党都在大肆贪污索贿。

  贪污腐败已是一个国际性的问题。难道是中国打开国门,才导致贪腐现象流入并蔓延?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就出现贪污腐败分子了。”林喆说。

  事实上,新中国成立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就开始注意到贪腐潜在的威胁。毛泽东在1949年3月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提醒人们,“不要被没有拿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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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敌人征服”。

  1951年,一起贪腐大案震惊全国。当时担任天津地委书记的张子善和前任刘青山,被发现贪污救济粮款、治河款等,总计超过171亿元(旧人民币)。1952年2月,两人被执行枪决。

  两个月后,新中国即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包括国家机关、企业、社会团体、军队,成为这部条例规范的对象。

  刘青山、张子善的贪污是在当年的“三反运动”中被揭露的,“三反”中排在第一的是“反贪污”。按照当年五大行政区统计,有122万余人被发现有贪污腐败等行为。

  此后,中央政府又集中展开了三次反腐运动。

  此间的各种运动,虽然有扩大化的倾向,但也说明,在新中国成立不久,初掌权力的部分人就出现了贪腐的苗头。

  这一切,都记录在了林喆的书中。

  不过,一个事实是,新中国成立之初,贪腐的情形并未像后来那样严重,也并未蔓延。对此,林喆援引美国学者莫里斯·迈斯纳的解释,一是因为毛泽东在革命时期建立起来的政治威望所致;二是因为时不时的政治运动,极大地限制了干部的权力。

  后者,也可以被看做限制权力的一种极端的办法。

  就在中国用更极端的办法限制官员权力的同时,1974年,香港成立了廉政公署,正是这个机构使得香港成为全球最为廉洁的城市之一。

  第一次反腐高潮

  廉政公署成立5年后,1979年1月,在北京,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正式恢复。多年以后,这个党内机构成为贪腐分子最害怕的单位。

  与各级纪委陆续恢复的同时,1980年,在“文革”期间停止运作的检察机关开始恢复。中国的检察机关除了具有国家公诉人的身份外,还同时拥有侦查的权力,检察院也成为反贪腐最前沿的法律机构。

  这一年2月,26岁的童海保考入安徽省马鞍山市当涂县检察院,成为一名书记员。

  2002年,童海保获选中国十大杰出检察官,这名长期在反腐一线工作的检察官,2003年成为全国人大代表后,因为一连串的反腐议案,受到了人们的关注。

  而在改革开放初期,作为法律监督机关的检察院,地位远远不如法院和公安局,很多人甚至不知道检察院是干什么的。让童海保印象深刻的是,在当涂县,甚至有人拿着木材检查单走进检察院,以为这里是木材检查站。

  当时贪腐案件比较少。事实上,可被贪污的资源也非常之少。童海保曾经办过一个贪污案,一个小学校长贪污购买作业本的提成费获刑三年,金额是2000元。

  上世纪80年代初期,贪污1000元即可定罪,现在这个数字是5000元,而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贪污30元就已犯罪。

  社会已经悄无声息地发生着巨大的变化,而对权力的限制和监督的力度并未及时跟上。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由于知青返城找工作、大学生毕业分配、企业的供销人员寻找客户,托关系、走后门一时流行。

  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情况变得严重起来,倒卖耐用消费品在沿海地区开始猖獗,一些握有权力的政府机构也参与其中。官办企业成为经济领域最活跃的力量。据当时统计,从1986年到1988年,全国猛增了30万家“公司”、“中心”,其中62%以上的企业政企不分、官商不分。特别是一些高干子弟依仗权势和各种关系经商,倒卖各种紧俏商品大获其利。

  紧跟着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这次腐败高潮,便是反腐力度的加大。

  1986年1月6日上午到9日下午,8000多名中央机关干部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大会。在这个被称为“八千人大会”上,中央号召中央党政机关全体党员干部在端正党风中成为全国的表率。

  同一时期,全国各地的检察院相继成立了反贪污贿赂局(以下简称反贪局),侦查范围也更细化为国家工作人员。

  “成立反贪局后,打击的目标更明确了,我们也配备了测谎仪等更多的侦查工具。”一直在基层检察院工作的童海保说。

  很多人对反贪局寄予厚望,甚至希望这个机构能像香港的廉政公署一样一举涤扫浊流。

  特殊时期的贪腐黑洞

  时间来到1992年。

  这一年,在上海的女学者林喆开始撰写她关于反腐研究的第一本著作《权力腐败与权力制约》。但这本很快就写完的著作,却没有出版社愿意出版。

  在安徽,基层检察官童海保明显感觉到腐败案件开始增多了。“1992年的贪腐案件一下占到了60%,后来占到80%甚至90%。”

  经济领域的变革引领着中国向摆脱计划经济的轨道转型。上世纪90年代之后,中国明确提出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计划经济尚未退场,两种经济轨道奇妙地在中国并行了数年,其导致的“价格双轨制”使得各地的权力机构,可以“合法”大肆攫取不当利益。

  当时,重要的物资,如钢铁等价格,都分为两层级——国家计划内的价格非常低廉;而进入市场流通的价格则相对较高。谁要有能力搞到批条,就可以按低廉的计划内价格买来物资,再以昂贵的市场价卖出。一入一出,权力即可轻易地变现为金钱。

  学者胡鞍钢称此为权力“寻租”,计划内价格与市场价格的差价即为租金。林喆说,按照当时学者的粗略统计,1992年“租金”为6000多亿元,占国民收入的32%。

  一些涉及高级领导人的贪腐大案开始出现。1995年4月,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王宝森因贪污挪用公款畏罪自杀。三年后,北京市原市长、市委书记陈希同因贪污罪、玩忽职守罪被判处16年徒刑。

  上世纪90年代末,中国基本进入市场经济阶段,双轨制离开历史舞台,权力虽然不能再从差价中直接获取“租金”,但更隐秘的寻租行为仍在持续,贪欲变本加厉。

  与活跃的贪腐态势相反,曾被寄予厚望的反贪局受体制所困,终究未能如廉政公署一样,凭一己之力清除腐败。

  “检察机关高级别干部的管理权在市一级党委,科级干部管理权在市人事局,财权在财政局,财权、人权都归政府管,你又怎么能去监督政府?”长期在基层检察院工作的童海保说。

  正是在这个时候,更强劲的力量开始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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