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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肇星:我的“博导”邓小平同志
2009-01-09 17:53 来源:中华读书报  

  外宾走后,我顾不上初次与小平同志说话的拘谨,径直走到他面前:“小平同志,我已写完了消息草稿,想给您念念,请您审批。”小平同志似乎很容易便听懂了我的山东普通话,微微笑了笑,摆摆手,

  用浓重的四川话说道:“消息稿?不用念了。责任制嘛,这是你的事。”接着又说:“感谢外交部的同志,你们工作得不错。不拉手了,再见。”没想到,第一次担任小平同志的发言人就这样平平常常地结束了。

  我连学士、硕士都不是,但却觉得在一定意义上小平同志是我的“博导”。当然,也只是打个比方。

  1984年春,我奉命从驻莱索托王国使馆调回,任当时外交部新闻司司长马毓真的助手,兼部发言人。这开始了我自1964年进入外交部以来最忙碌、心理负担最重的一段日子。对新的工作不熟悉,知识面不够,缺乏相关经验。这之前,我只在非洲常驻过九年,在“五七”干校、解放军农场劳动三年,并在外交学会、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文化部以及刘伯承元帅任院长的解放军南京高等军事学院做过翻译。

  为尽快熟悉工作,我经常工作到很晚,不知道什么是假日和周末。但好像真是有付出就有回报:从那时起,我开始不断有机会为小平同志工作,能经常当面聆听他对外宾的谈话,直接学习他如何为祖国交朋友,维护人民利益。

  1984年秋的一天,我第一次参加小平同志会见外宾的活动,担任会见的发言人,即负责写会见的吹风稿,然后向中外记者宣读;说得更明白点,大体相当于为国家通讯社起草新闻稿的初稿。

  第一次近距离见到小平同志,给我留下了非同寻常的印象。说非同寻常,不是说他看上去与常人有什么不同或是架子大,而是说他对自己的事业那么充满信心,对外国朋友那么真诚、坦率,谈吐深入浅出,有针对性,分寸感强,对自己身边的同志又那么随和。

  记得他比外宾提早大约十分钟来到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时任外交部副部长的韩叙赶忙说:“小平同志,我想把会见的有关情况向您汇报一下。”小平同志说:“不用了。”韩叙又拿出一份简报,小平同志说:“不看了。”接着就坐在那里沉思。我一时无事,便望着他,觉得他安详的神态与前额上的皱纹、微闭的双目,正慢慢凝为一体,融入时空,成为一座对人民谦恭、对邪恶仇恨的经典雕塑。

  待外宾进入会见厅,这尊“雕塑”立即活跃起来,话匣子一经打开,便滔滔不绝,引人入胜。时间不长,内容却似乎比一般人用二三倍的时间谈得还要丰富。

  我抓紧时间写我的吹风稿,我想在会见结束前成文,以便呈送小平同志审阅。这是我的前任留给我的宝贵经验。会谈结束前的六七分钟,我写好了草稿,然后紧紧盯着小平,心想千万不能让他不看、不听我的稿子就走了。我的前任们说过,等他离开后再找他就难了。不一会儿,小平同志和外宾握手告别。

  外宾走后,我顾不上初次与小平同志说话的拘谨,径直走到他面前:“小平同志,我已写完了消息草稿,想给您念念,请您审批。”小平同志似乎很容易便听懂了我的山东普通话,微微笑了笑,摆摆手,用浓重的四川话说道:“消息稿?不用念了。责任制嘛,这是你的事。”接着又说:“感谢外交部的同志,你们工作得不错。不拉手了,再见。”没想到,第一次担任小平同志的发言人就这样平平常常地结束了。

  消息稿经在场的外交部领导审阅后,于当天晚上在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中播出,第二天被各大报章刊载。我心里却一直忐忑不安。有时,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直到一整天没有听到什么反应,我才放了心。小平同志没有直接阅改草稿,但从他对自己部下的部下那么放手、信任中,我得到了鼓舞,工作更努力了。看来,慢慢学,认真点儿,发言人也不是不能当的。

  一次,一位非洲国家的领导人访华。小平同志对他说,你们说向我们学习,这是友好的话。但中国的做法只能供你们参考,你们要走自己的路。我看,你们现在不能搞社会主义。客人听后先是一阵惊讶,之后又感慨万千,说一位领导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领袖,建议他们不要搞社会主义,而是走自己的发展道路。这是一种怎样的情怀?!这才是真正的朋友!在场的中国同志在感到意外之后,也深受教育。的确,友谊贵在坦诚。

  实事求是是要付出代价的,小平同志“三起三落”,在某种意义上就是由于坚持实事求是。为了人民,为了事业,小平同志做到了。小平同志讲这段话的时候我不在场,但后来我到过那个非洲国家。它的面积只有三万多平方公里,有我国海南省那么大,人口是海南的三分之一,百分之九十的工业品靠进口,百分之六十的粮食靠进口,主要靠出口劳动力和资源为生。如果劝这样一个友好国家立刻按中国的样子去搞社会主义,说不定会害了人家。小平同志如此高屋建瓴,又脚踏实地;话说得这么深刻,又这么浅显,令我永远难忘。

  我们工作人员喜欢听小平讲话,外宾也喜欢。原因之一是,他说话直奔主题,简单明了。我不记得他的哪一次会见,包括翻译时间在内,超过一个小时。但谈话内容浩繁,让人觉得像在大学里一口气上了好几节课,需要好多时间复习、消化。

  1982年9月的一天,他会见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谈香港问题。落座之后,稍加寒暄,他的第四句话就是:“坦率地讲,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如果中国在1997年,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八年后还不把香港收回,任何一个中国领导人和政府都不能向中国人民交代,甚至也不能向世界人民交代。”深沉,又纯朴。后来事态就是按小平同志所说演变的。

  外交艺术似乎高深莫测,但小平同志的对外谈话总是通俗易懂,让一般老百姓也能对国家的外交方略心领神会。

  对于中国的不结盟政策,小平同志在1984年5月29日会见巴西总统菲格雷时这样说:“中国的对外政策是独立自主的,是真正的不结盟。中国不打美国牌,也不打苏联牌,中国也不允许别人打中国牌。”

  1986年春季的一天,小平同志会见新西兰总理朗伊。在谈世界和平这样重大的问题时,同样生动形象。他说:“谁搞和平,我们就拥护;谁搞战争和霸权,我们就反对。我们同美苏两个超级大国都改善关系,但他们哪件事做得不对,我们就批评,就不投赞成票。我们不能坐到别人的车子上去。我们这种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最有利于世界和平。”

  我最后一次见到小平同志,是他在人民大会堂宴请美国前总统尼克松。他那天兴致特别高,谈话既像以往那样深刻,又有前所未有的幽默。

  他对尼克松说,外交部最近搞了礼宾改革,规定吃饭不上茅台。我已经退下来了,今天咱们都是老百姓,可以不听他们的喽。

  席间,小平同志说,中国人民取得现在的成绩不容易。我们还要艰苦奋斗好几代人,才能使中国富强起来。我出生的那个年代老家很穷,家里条件不好,后来到法国勤工俭学,干活累,吃得又不好,所以个子长得小。尼克松频频点头、微笑。小平同志又爽朗地说,个子小也没关系,小个子有小个子的好处,天塌下来有大个子顶着。

  小平同志和尼克松告别后,转过身来亲切地对钱其琛部长和外交部的年轻同志说:我接待外宾的任务完成了吧?今后我就不再见外宾了,好不好?

  其琛同志说:“外交部这些同志都很高兴在您身边工作,但从来没跟您合过影。以后恐怕机会更少了。这次他们能不能和您一起合张影?”我们激动地等待小平同志的回答。一听他说“好嘛”,就热烈地鼓起掌来。我这才意识到,我大约总共参加过小平同志三四十次会见外宾的活动,这是第一次与他合影留念。照完相后,他说:“外交部的同志们这么好,我感谢你们。这次拉拉手吧。”说完,和我们一一握手,一一说再见。这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同这位伟人握手。

  在外交战线的四十年里,我感到在小平同志身边工作的时光特别轻松,收获也特别大。每每回忆起他的音容笑貌,回忆起他不辞辛劳,而又创造性地开展工作,我都会记起他那句永远让我感到钦佩的话:“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而每每记起这句话,我眼睛里常常充满泪水。

  是的,他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是中国人民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儿子之一。他吃了那么多苦,受了那么多罪,却一直满怀着对祖国的拳拳之心,坦荡豁达,又平易可亲。历史将永远记住他!

  对我来说,小平同志是领袖,更是学校。遗憾的是,我永远也学不完,永远也没法从这所“大学”毕业。好在这个学校会永远开放,我永远也不会给自己放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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