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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耀邦同志鲜为人知的往事
2009-04-16 15:37 来源:娄底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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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光永是流逝,转眼间敬爱的胡耀邦同志离开我们已经整整20年了,但他的音容笑貌,他的丰功伟绩,他的公仆品质,仍然深深铭刻在人们的记忆深处;他的良操美德,他的高风亮节,他的人格魅力,仍然被人们广为传颂。在耀邦忌辰(4月15日)到来前夕,本刊记者前往湖南省委常委楼,独家采访了耀邦同志曾经的老部下,原湖南省委书记熊清泉同志。从他深情款款、满怀敬意的口述中,我们知道了什么叫人格魅力、什么叫伟人风范。

  我认识耀邦同志是从1962年他到湖南任省委书记处书记兼任湘潭地委第一书记时开始的。那时华国锋同志是湘潭地委书记,我是地委副书记兼韶山区委书记、韶山公社书记。那时候我正忙于韶山区的社教,他正忙于抓面上的社教。我们推广的是“桃园经验”、“访贫问苦”、“扎根串连”,把基层干部摆在工作组的对立面,经常出现“顶牛”现象,几个月才搞完一个公社。搞完以后,干部卸担子,我们也感到很困惑。而耀邦同志搞面上的社教,却是大手笔的搞法,工作组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召开干部大会,培养典型现身说法,号召大家洗手洗澡,主动放包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四到五天就可以搞完一个公社,而且“四清”成果不比点上少,搞完以后,干部轻松愉快,积极性高,又没有“后遗症”。我从耀邦同志的“实事求是,相信干部的大多数”的做法中受到了深刻的启示。于是我们就悄悄地学习推广他的经验,在以后的几期社教中,工作顺手了,原来的“顶牛”现象也消除了。

  耀邦同志对亲朋好友及身边工作人员的管理非常严格。他的老家浏阳当时属于湘潭地委管辖。1963年春节,阔别家乡已经32年的耀邦回到浏阳,2月6日从文家市来到故乡苍坊村。他先到大队书记家,休息片刻,即让身边通信员将40元钱和2斤荔枝送给哥哥胡耀福。同时,让生产队长通知社员前来举行座谈会。谁知与会者中有人表示了对胡耀福的不满,说他将入社时已归入集体的一只粪桶、一把耙子又拿回自己家了。耀邦同志很生气,吩咐说,不要给哥哥40元钱了,并要随行的浏阳县公安局教导员吴玉翘去胡耀福家,将胡耀福批评一顿,还将拿回家的这些东西作价13.8元赔给生产队。这笔钱,从耀邦同志刚刚拿给哥哥的40元中出。

  当天晚上,耀邦同志回到自己的老家,在自己幼年时住过的屋子里过夜。他看望了哥哥胡耀福,最后给了他10元钱。此番兄弟见面,并没有很多话语。

  第二天临走,耀邦同志对随行人员感叹:我老兄这个人呀,参加党组织比较早。他没有去井冈山,留在家中。土地改革,他被划为富农,被抓起来,判过管制,他很少来北京。他就是这么一个人。

  历史关头 力挽狂澜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这是耀邦同志给我的第一印象。他离开湘潭以后,就到西北局担任第二书记兼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后来他在“文革”中遭到批斗,受到“四人帮”的残酷迫害。粉碎“四人帮”以后,他被任命为中央党校副校长,主持党校日常工作。在此期间,他精心组织起草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雄文。文章先由胡福明起草初稿,由孙长江执笔完稿,杨西光、吴江、马沛文、王强华多次参加讨论修改,先后十易其稿,最后由耀邦同志审阅定稿,并决定1978年5月10日先在中央党校《理论动态》第60期全文发表。5月11日《光明日报》头版全文刊登了这篇7000多字的文章,署名是本报特约评论员。5月12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全文转载,同时新华社将此文向全国新闻界发了通稿。以后各省、市、自治区报纸陆续转载此文。由于这篇评论员文章有强烈的针对性,触及极为敏感的现实问题,所以立即轰动全国,犹如巨石投水,掀起了轩然大波。

  与此同时,文章也遇到了“凡是派”的顽强抵制,说什么“这篇文章在理论上是荒谬的,在思想上是反动的,在政治上是砍旗、挑拨关系的”。在这个关键时刻,小平同志以伟大的政治家的敏锐和气魄,毅然决然地顶着风险,多次站出来讲话,说:“现在发生了一个问题,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都成了问题,简直莫名其妙。”特别是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的重要讲话,大讲“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和根本点,号召“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个大解放”。耀邦同志也顶着巨大压力,奋起反击,又组织撰写了《马克思主义的最基本的一个原则》,得到了军委秘书长罗瑞卿的有力支持。他说:“现在不是在搞‘两个凡是’吗?这种做法表面上好像在维护毛泽东思想,实际上是违背和损害毛泽东思想。马恩列斯从没讲过‘凡是’,毛泽东也没讲过‘凡是’。如果用‘两个凡是’对待列宁的话,就不会有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和以后中国革命的胜利。如果用‘两个凡是’对待毛泽东的话,中国社会主义就不可能在新的条件下继续发展。”这篇文章几经修改后在《解放军报》上发表了,第二天又在《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全文转载了。新华社也向全国发了通稿。接着,耀邦同志又组织了第三篇文章《一切主观世界的东西都要经受实践的检验》,刊登在9月10日出版的《理论动态》上。从此,一场轰轰烈烈的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就在全国展开了,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和各大军区都先后表态支持真理标准的大讨论。这实际上是一次最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作了充分的思想准备。而十一届三中全会又好像遵义会议一样,是中国历史上的大转折,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就从这里起航。耀邦同志在这场历史大转折中是立了大功的。

  湖南调研 风尘仆仆

  1979年冬,耀邦同志到郴州、零陵考察,当时我调任郴州地委书记刚三个月,我再一次见到了耀邦同志,感到格外亲切。但这一次他给我的印象是忙得很,总感到时间不够用,一下直升飞机,就要我汇报,边汇报边讨论,中午也不休息,汇报了一整天,好像言犹未尽。汇报中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是他的提问或插话,他关心的面很广泛,从政治、经济、文化甚至历史、民俗等,他都有浓厚的兴趣。从这里,我预感到他肩上的担子将会更重。当我汇报到郴州煤矿多,但省地煤矿亏的多,而县社煤矿盈的多,他马上问是什么原因,我说:“可能与用工制度有关系,省地矿用人多,又多是固定工,在矿下时间长了,矽肺病多,休工疗养的也就多了;而县社煤矿用人少,又是轮换工,农忙务农,农闲挖煤,轮流下井,矽肺病少,休工疗养的也就少了。”他又插话:“省地矿能不能学县社煤矿的办法,都用轮换工?”我说:“当然可以,但要在用工制度上进行改革。”“改革的阻力在哪里?”我说:“阻力主要还在自己,首先是观念的转变,从国家固定工转到农民工,这个阻力就不小呀!再就是体制的改变,这就牵涉到煤炭主管部门和煤矿本身,改革以后煤矿归谁管,干部算哪一级,这都是问题。”耀邦同志听了以后,不断点头。他明确地表示:“煤矿用工制度一定要改为轮换工或合同工。从减少矽肺病这一点出发也要下决心改。”当我汇报到小城镇建设时,他问我:“‘文革’前那些老招牌还有没有?”我告诉他都砸掉了,他说,都要恢复过来,不然市场怎么繁荣?不光是恢复招牌问题,还要落实工商统战政策,发展城镇工商业。他接着又说:“我小时候,晚上都跟大人一起搓爆竹筒子,城镇里的手工业生产都要恢复和发展起来。”当我汇报到发展小水电要谁建谁管时,他表示赞同,并扑在地图上寻找舂陵江,他回忆说:“长征时,我是红小鬼,行军到舂陵江时却‘打起摆子’(疟疾)来了,又要行军又要治病,困难得很呀!就凭着坚强的意志和团结友爱的精神挺过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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