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个新兴大国与一个既定大国相遇时，冲突在所难免。随着美国继续维护其在全球技术领域的领先地位，以及其他领域的优势，以应对中国的野心，修昔底德陷阱是否正在世界舞台上上演？

历史能为我们揭示中国野心的哪些线索？从毛泽东的“振兴中国”到邓小平的“富国强军”，习近平主席“重振中国”的全球强国梦想，正是中国追求科技战略主导地位的序章。

美国深知其芯片生态系统优势也是中国最大的脆弱性，因此限制对华芯片出口，不仅旨在削弱中国的计算和数据存储能力，还旨在抑制从汽车到电信、公用事业、医疗保健和军事等多个领域的发展。 

但美国的出口管制反而激励了中国进行创新，正如DeepSeek和华为新芯片的出现所示。这些是否是人工智能竞赛中的游戏规则改变者？

巨头之战

人工智能有望成为一种通用技术（GPT），在各行各业和领域中拥有广泛的应用。历史上，通用技术的出现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全球超级大国的崛起或超级大国之间的竞争加剧。但这场竞赛的走向不仅取决于技术创新，扩散能力同样至关重要。

创新能力，如研发支出、专利数量、科学引用以及投资等指标，大多可见且可量化。截至2024年，美国已开发出数量最多的知名人工智能模型，由谷歌、Meta、微软和OpenAI等公司领衔。2024年，美国科技巨头在人工智能基础设施上的投资达到3000亿美元，是中国投资的六倍。美国拥有更优越的基础设施，数据中心数量是中国的一倍，且在人工智能服务器上的支出几乎是中国的四倍。 

然而，中国面临不同的成本动态。为了在竞争中保持领先，需要具备在经济中大规模部署和整合人工智能的能力。在中国，DeepSeek和阿里巴巴等公司推出的激进云定价和开放式模型降低了准入门槛，使中小企业能够以远低于美国成本的水平尝试先进的人工智能技术。 

中国欧洲国际工商学院的陈伟儒教授在一个月前我参加的INSEAD人工智能亚洲论坛上发表演讲，他阐述了中国充满活力的AI生态系统。他指出杭州的“六小龙”——阿里巴巴、百度、字节跳动、华为和腾讯等科技巨头，以及日益增多的AI初创企业。与此同时，或许并不令人意外的是，83%的中国生成式AI工具源自六个省份，其中前三名占总产出的近50%。

然而，扩散能力并不总是那么明显。它涉及使用人工智能的企业比例；大学、研发实验室、初创企业、行业和政府之间的人才流动；各行业的采用率；前沿企业和应用企业之间的联系；以及竞争程度。

规模很重要

得益于其完善的数字基础设施，中国的人工智能扩散正在悄然但稳步地进行。微信和支付宝等无处不在的平台为人工智能部署提供了现成的基础设施，带来了消费者接受度，从而加速了市场渗透。

中国的人工智能生态系统，以较低的成本结构和开放式模型可用性为特征降低了障碍，使人工智能在消费和工业部门的快速扩展和扩散成为可能。此外，与西方同行相比，更宽松的数据访问权限使迭代和开发速度更快。中央政府的作用对中国有利，能够更协调地组织投资和资源，并在必要时进行调整。此外，政府对人工智能的采用向市场发出了需求信号。 

这种集中化方法的另一面是，中国政府对人工智能对社会的影响以及使用审查制度的担忧将减缓实验并阻碍创新飞轮。 

最终，规模至关重要。要实现规模化，需要投资、训练数据、人才和能源，但也需要更难以量化的实验文化、对技术的信任和热情。美国政府计划每年投资1650亿美元用于人工智能，是中国政府470亿美元投资的四倍。美国拥有无与伦比的投资规模、遍布学术、私营和公共机构的深厚且分散的人才池，以及市场驱动的人工智能整合，这些都促进了有效实施。

美国缺乏的是由于监管障碍而导致的快速建设所需的能量和能力。因此，美国与阿联酋达成协议，将在阿布扎比建设一个最终将达到5GW的Stargate人工智能数据中心，配备50万块先进的Nvidia芯片。另一方面，中国拥有人才、训练数据、能量以及对技术的热情。

至高无上的目的是什么？

关键问题是：这场竞赛的终点是什么？GPT技术的普及需要时间，而其带来的生产力提升也不会立即显现。研究表明，当引入新的GPT技术时，生产力会先下降，然后需要很长时间才能转化为生产力提升。

例如，电力发明带来的生产力提升花了三到四十年时间才显现。对于互联网，数据中很难观察到生产力提升的显著增长。同时，在更广泛的计算领域以及美国的信息通信技术（ICT）领域，有证据表明生产力有所提升。

对美国而言，圣杯似乎是人工智能（AI）中的通用人工智能（AGI），即具备与人类相当智力水平、能够与人类思维相媲美的人工智能，甚至超级人工智能（ASI）。如果美国能在未来三四年内实现AGI，中国将面临难以追赶的挑战。

另一方面，中国采取了注重应用的务实策略，这与“中国制造2025”战略高度契合。中国并非为了AGI而追求AGI，而是优先解决具体问题，从制造业（如电动汽车和太阳能电池板）到医疗健康领域。这意味着中国能够更快地实现实际应用并产生影响。 

谨防陷阱

习近平主席常提及“修昔底德陷阱”，这一点显而易见。还有一个较少为人知的“金德尔伯格陷阱”，即超级大国开始撤出并停止提供全球公共产品。

这将动摇国际贸易体系、国际货币体系、维和行动、人员和航行自由等。陷阱在于新兴大国不愿意挺身而出提供这些全球公共产品。这让人联想到二战前夕，英国撤出但美国未接替的时代。

除了国际体系的不稳定性，冲突和摩擦也显著增加。这种情况正在世界舞台上显现，从相对温和的，例如美国禁止TikTok、中国限制好莱坞电影，到具有重大影响的，如美国实施的令人瞠目结舌的关税（暂时暂停）、中国对关键矿产的出口管制以及美国禁止向中国出口英伟达GPU。

后特朗普时代的美国退出世界舞台，也动摇了全球军事联盟的基础，这不仅仅是解散北约或忽视国际贸易规则的问题。超级大国（过去和现在的）都在重新思考自己的影响力范围，美国瞄准美洲，俄罗斯将目光投向欧洲，中国则瞄准亚洲。

在人工智能竞赛与地缘政治的交汇点上，一个新的世界秩序正在形成。